第1页
我来到纽约的第一天，去了四十二街及有名的时代广场，那还是在朱利安尼市长下决心清除“精神污染”，欲将红灯区搬离４２街之前的日子。我在大街上四处乱转，可除了一家接一家的销售性用品、黄色书籍、音响制品的商店，就是写着“现场女孩”标牌的酒吧，还有投两毛五分钱能看三分钟的毛片。我最想看到的站在大街上兜揽生意的现场女孩却很难找到。这红灯区真是有名无实，也验证了一个久住欧洲老兄的牢骚：美国没劲，可他妈操蛋了，什么妓女啊，性啊，同性恋啊……这些个屁大的事都当是天大的事。
我以为初到纽约的中国人就我一个对美国的红灯区感到失望，后来才知道其实不然。一个经常带国内领导同志考查团的导游徐勇告诉我，每次领导们来到这里，都瞪大眼睛疯狂搜索，一个劲儿地问：“哪儿呀？？人哪？人哪？” 起初徐勇想这他妈一个个两条腿交替倒换，满街乱窜的都是什么玩意儿！殊不知领导同志和我找的是同样的东西。
需要补充一点：我到４２街不是因为那里有现场女孩。虽说我也很想看看脱衣舞娘的精彩表演，但首先是为自己找个安身立命之地。赶巧我准备入学的那所院校的办公地点位于此处，第一天到美国自然是要办理诸多繁杂的手续，去４２街是在所难免的。
接待我的是个脸象粉团一样的少妇，丰满的身材并不臃肿，脸上带着美好的笑容，她对我极烂的英文表示赞赏，并同意我将我的箱子放在他们办公室里，两天之后一定取走。我没有预定学校提供的宿舍，一个月七百块钱的房租我承受不了。
当天夜里，我徘徊在时代广场，旁观那里的热闹繁华。所谓广场，是绝对不能与天安门广场相提并论，更准确地形容，算是一块三角地吧。那里的广告牌目不暇接，看着那些美国，日本或者欧洲公司厂家的产品广告，我在想什么时候能有一块我们中国的牌子，哪怕不是电子的也行。后来我终于在个不显眼的角落看到以中文书写的三九感冒冲济的字样，的确不是电子的，却仍令我欣慰。此乃后话。
在众多广告设计中，有冒热气的咖啡，有草丛中魔鬼身材的裸女。“单词好像美女，再好看的看上五次以后也恶心了”这是国内新西方学校玉米糊老师告诉我们的。此话很有道理！美女被我看腻之后，我便开始看街上的行人，他们是流动的，每时每刻都在变换的，我就很难达到恶心的境界。
我在广场上找个能容下我的地方，安静地东张西望。已近午夜十分，这里依旧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繁华下，有美洲豹汽车呼啸而过，有穿着毛皮大衣的贵妇从林肯豪华轿车出来，款款走进一晚上８００美金的酒店，多数美国普通老百姓因为要节省旅馆开销所以争分夺秒地游玩儿，商家自然延迟了打烊钟点，出租车司机离收工时间差几个小时呢，现在生意正好，卖粉儿的零售商们也在为生活奔波，膀大腰圆的警察２４小时守候在这里。
我心里有点犯嘀咕，不愿意某个胖警察把我捉进监狱，如国内民政部门市容管理处的同志那样将流浪汉轰走，或者如联防的人把流浪者抓到小房子里让他们过一过打人的瘾。还好，美国警察不屑答理我，一夜平安渡过。
第二天清晨，我去了赫赫有名的哈林区，记得刚下地铁就被两个非洲裔男人拦下，他们跟我撕扯，对我叽哩咕噜说着什么，讲出的话应该是英文，却不是原来在国内听到的所谓美式英语，很有节奏的语言，比唱歌还好听，对了，应该叫ＲＡＰ。以后我听说国内也流行这种艺术，还有街舞什么的，而且被年轻人视为与国际接轨的时尚，可见我到纽约的第二天就被时尚包围了。不过他们说的话我三分钟以后才理解，翻译过来是这样的：给我钱！一块钱，两毛五也行，那一毛钱有没有？
我在街道两边闲散站着的人群的注视下以最快的速度往学校方向步行，破损陈旧的住宅楼和上面花花绿绿的涂鸦，哈林区的恶名与黑人兄弟以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对我关注的态度令我开始厌烦起这座城市。
记得飞机上，我往下俯瞰，下面好似一片火海。旁边的女士兴奋地叫道：“好似一块块燃烧的电路板耶？”虽然她形容得很贴切，可我却想笑着对她说：大姐您不能好好说句普通话嘛！
我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因为我是个普通人，怀揣五百美元就跑到纽约了。记得曾听过一首歌，什么“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并不在意”，然后是“太猛太猛，载！”
二
据说“市大”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火得很，多是些家境贫困但成绩非常优秀的子弟来此就读，曾经与哈佛、耶鲁齐名，并称三雄。以后哈林区“发展”了，政府建了很多福利楼提供给贫穷的黑人兄弟，白人便纷纷悄然搬离此地，而市大也随着这种变化而渐渐衰落。
我在学校里拜见了几个老外，其中一个是今年系里负责招收外国留学生的教授，名叫库克。库克看起来很年轻，长得挺精神，笑起来很有亲和力，带一点克林顿浪劲。我基本上没太听懂他说了些什么，只是告诉他我的名字是肖华，姓高。他笑着说他记得我，很自信地、铿锵有力地一个字一个字蹦着：小花－－狗，我先是一愣，然后笑着点头，称赞他的中文发音很好。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我是库克教授招来的五个外国学生中唯一的男性，库克喜欢女学生，特别是亚洲女学生，这在系里是无人不晓。库克很热心地找来系里的一个老生，姓鲁。老鲁同志四十多了还在市大混博士，其实是等找到工作后再毕业，否则身份没了就只能卷铺盖卷回国。老鲁是我在纽约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当他听说我没地方住时，立刻做出回应，他告诉我他老婆孩子现在正在国内探亲，一个月后才回来，让我住在他家。
曾经听某些也是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出来的人说在海外最好少和中国人，特别是大陆人打交道，因为他们就会给人使坏，老外更加乐于助人。我不知道说这些话的人都受过什么刺激。
老鲁的家离学校很近，只步行五六分钟就到了。我对老鲁说你住的地方不错，周围挺安静的，没有那么多人站在路边观望。老鲁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说这地方越热闹越没事，越安静越危险。到了他家后，老鲁带我到另一个中国家里搬来一张折叠床，并拿出被褥帮我铺好。
当天晚上我要请老鲁外面吃顿饭，被他一再谢绝。我被老鲁带着来到最近的一家超市，发现美国的超市里真没什么能入口的东西。我将就着买了不少速食品和啤酒，准备晚上和老鲁搓一顿。交钱的时候收款员要我的证件，我笑着对老鲁说难道上街买几瓶啤酒还他妈的要带着护照？老鲁听着也笑了：“你看起来这么年轻。再说这是法律，入乡随俗吧。”他念叨着将他的驾照递给收款员。
老鲁不喜欢喝酒，几乎是滴酒不沾。饭桌上他说在美国喝酒都是自觉自愿的，没人让酒。看来我津津乐道的“感情深一口闷”的信条算是“虾米”了。老鲁还说在纽约州的超市里只能买到啤酒，葡萄酒和白酒要到专门的酒店去买。避孕套可以在货架上找到，但香烟只能向收款员索要。另外老鲁还说要想久居哈林区而少被打劫，那么行走的方式，选择的街道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边嚼着熏火鸡肉，边消化老鲁给我的诸多信息，只听老鲁又说：“这个屋子房租是二百六块钱，那个你住的这一个月呢……嗯……咱们每个人一百三十块钱，市话费二十多块钱，一人一半……嗯……长途电话费在账单上显示，谁打的谁付。”
我嚼完火鸡肉对老鲁说这个月的房租我交，能找到这么便宜离学校又近的地方我很知足，而且我是在走投无路又两眼儿一抹黑的情况下被老鲁收留，交一个月的房租一个月的电话费，是我份内的事。我说的是肺腑之言。
老鲁不干了，又将头摇得和波浪鼓似的，说绝对不可以。
周末我找到老鲁的房东－－黑人老头杰夫，并给了他二百六十块钱作为房租。老人家躺在沙发里，说是刚刚把腿摔坏了，正在休养。杰夫说话声音很大，音调也象唱歌一样好听，带着特有的黑人口音。我说上了年纪骨头比较脆，所以走路要格外小心。杰夫大声说不，说他的身体棒着呢。他很哥们地笑咪咪地对我说跌跤是因为看“小鸟”，当时正好一只漂亮性感的“小鸟”过马路，他的目光被“小鸟”吸引，结果没看见前面的台阶。鸟类观察在国外是一种很环保很高雅的爱好，看来黑老头杰夫也有“观察鸟类”的雅兴。
杰夫和我闲聊时他老婆不在家，去旁边的教堂做礼拜了，如果不是老头负伤，他每个礼拜天必去教堂的，因为杰夫也是天主教徒。在听过“看小鸟”的故事后我不得不微笑着问杰夫他真的信仰宗教吗，他哈哈大笑，只说了一个词－－ＢＵＬＬＳＨＩＴ。
过了两天，老鲁将一百三十块钱拼死拼活地塞到我手中，看他那脸色，如果我拒绝，他真的非常不高兴。
在老鲁这里的一个月真是没有白住，老人家杰夫让我不再因为满大街人群的皮肤颜色产生本能的抵触。而房租一事让我入乡随俗地对尊重有点新的理解，因为无论老鲁还是我，都不需要对方的施舍。
三
我刚刚找到一处房子搬进去，翔子就从我父母那里得到我的电话号码。翔子人在佛罗里达，只比我早来美国两个月，他从没有告诉过我他的电话，所以当我一听到是他的声音时非常兴奋，他乡遇故知，人生三大快事之一，特别是刚到这么个人生地不熟，又危机四伏的环境。
我和戴晓翔是初中同学，关系铁得很，那时我受他的影响迷恋上了绘画，从临摹名家的素描到开始画实物。翔子父母在机关里工作，对翔子的任何爱好都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他们看到翔子喜欢画画，未来的志向是考到中央美院，于是给翔子找了素描老师。我没他运气，初三那年老爸老妈很严肃地我和谈话，他们说从事艺术的道路会很艰辛，因为那是条狭窄的路，他们又指着我的模拟考试成绩单说，有些人是因为文化课学不好，于是走独木桥或者旁门左道，而我不选择走阳关大道会是一种浪费。
高中的时候我常对父母撒谎说住翔子家，其实是和翔子及他的朋友们跑到火车站画速写，一呆就是一宿。北京火车站是个很值得长期蹲坑，令人回味无穷的地方。从绘画的角度来说，那里聚集的人群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天南海北。他们带着或者喜悦，或者悲痛，或者期盼，或者失望沮丧，各种各样的心境在旅行中等待，所以他们的面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各式表情。他们有胖有瘦，有高有矮，因为路途劳累，肢体的摆放可说是千姿百态。仅仅在火车站的速写，翔子就画了几十本。
不仅仅在绘画方面我们从火车站受益，也让我们这些自以为懂了些人事的半大小子长了更多的见识。候车室内有被偷了给孩子看病的钱，哭得几乎神智不清的大老爷们；车站外面有小偷被发现，当场被打得满脸鲜血，尿了一裤子，抱头，屁股朝天厥在地上筛糠的。每当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停下手中的笔，静静观望，过后，别人还有说有笑的，我和翔子的话明显少了。
翔子比我年长近一岁，但我们在一起时我喜欢充老大，他喜欢装小。画累了，戴晓翔必定要枕着我的大腿躺下，让我给他做眼保健操。他得意地说我是他的人肉枕头，人肉沙发。那时我们都没女朋友，对喜欢的女孩子向往归向往，但都没胆量追求。翔子长得很帅，可能就是因为这份帅，他见着漂亮的女孩必定假装忙碌或者顾左右而言它，总之不给人家一个正眼，其实背过脸去目送女孩的身影。我长得不丑不俊吧，至少不矮，但我的目光老是放在大街上那些二十几岁特别有味道的漂亮女人身上，说真的，借我一百个胆子，十五岁的我也不敢和人家搭讪。
有时我真的住翔子家，在他的单人床上我们挤在一个被窝里。我们刚刚从美术馆回来，以准艺术家的目光和角度探讨对人体艺术画展的见解，聊着聊着，我们的焦点渐渐集中在女性人体艺术上，然后是女性人体，然后是性。翔子不行了，开始自己打起手枪，我对他说我先帮你，然后你再帮我，翔子欣然接受。
那时我感觉心灵很寂寞，翔子说他也寂寞。我们的心和父母都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我们都没有机会和喜欢的女孩子交往，我们同样爱玩深沉，思考些在别人看来不屑一谈的问题，多多少少感觉自己和周围的朋友不那么合拍。所以说我和戴晓翔虽然表面上不太一样，他表现得细致内向些，我相对粗线条喜欢搞点冷幽默，其实我们骨子里是很相象的。
四
我临行的那天早上雾气很大。之前赵敏给我打电话里，听口气她是笑着，并问我愿不愿意她来送我，我这边笑着回答不愿意，怕自己情绪激动扛不住，在机场上演一场出国诚可贵，机票价更高，若为赵敏故，全他妈可以抛的言情偶像剧。
赵敏电话那边笑了起来。
我和赵敏维持了四年的恋情。四年，如果我能活一百岁，四年不算什么。可仔细计较起来，掐头去尾，人的好日子能有几年？怕也就从２０岁到４０岁那点精彩的时间。两个人奋斗了四年一无所获，损失忒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