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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外国的昂贵价格引起谷物输出时，共同的喧嚷声是，我们可能因此发生国内饥荒。然后，随之而来的，是以想象中的穷人的贫困为根据的禁令。如果穷人确实陷入贫困境地，应该予以救济。但是，如果来自国外的需求，使农民能够以高价出售他的谷物，难道由于禁止出口，他就必须被迫不仅向穷人，而且向每个食用面包的人，甚至向最有钱的人索取低廉的价格不成？　
　　救济穷人本是富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按照这种见解，全部负担就都放在农民的肩上了，同时，他还要救济富人。就是由教区供养的穷人，也没有权利要求农民这样专本销售。只要他们得到补助费，至于面包便宜还是昂贵，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差别。现在，每周做五天或四天工的那些贫穷的劳动者，假如由于面包如此昂贵，以致迫使他们根据戒律的要求做满六天工，不能认为是受了委屈，从而有权要求国家改正。那时，在每一个分区，比较地说，将只剩下由病人和大量儿童构成的少数家属，因为谷物价格昂贵而陷人这般贫困境地，以致需要救济。这些人应该由特别捐款来救济，不该限制农民的利益害怕出口一旦流尽国家的谷物，我们自己就要挨饿的那些人，是害怕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当他们看到潮水退向大海时，他们也可能担心河水将要流干。谷物价格象水一样，会找到自身的水平。我们输出的愈多，它在国内就变得愈昂贵；国外接受的愈多，它在那里就变得愈便宜。　
　　一旦国内外价格均等，出口自然就会停止。因为不同国度的季节变化，歉收的灾难从来就不是普遍的。那么，如果所有的港口经常开放，一切贸易都是自由的，每一个沿海国家总能吃上平均价格的面包，或者使一切有差异的收成平均化。很可能比我们根据我们人为的法律能够做到的还更为均等，因而更平稳地促进农业发展。许多国家都可以按中等价格购买面包。在任何时候，非人道地拒绝解救别国危难的国家，当它自己遭遇不幸时，就不值得同情了。　
　　我们在这里。怀着对我国繁荣昌盛的最热烈的祝愿来结束这些想法；我们希望我们曾经努力反复阐述的，以保证贸易成功为目的的，关于保护和自由的必要性的学说，能够为立法机关在形成它们有关这些国家贸易的决议过程中，始终予以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