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战争欢愉引言 1
士兵奔赴疆场，非为送死，而在杀戮。战争在政客、谋士乃至史家看来，无非攻城掠地、耀武扬威；但在战士眼里，战争的意义却在于为杀戮罩上了合法外衣。有了政府批准、民众支持，残杀就不那么惹眼了。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越战，英、美、澳的参战者不计其数。血既污手，心也蒙垢。本书将记录战士贴身近斗时种种心思体验，在其讲述中个性亦必有所显露。战时情感不仅丰富，彼此间抵触亦多：有恐惧，也有同情；有恼怒，也有振奋。其有违一般道德处，虽不能为旁人解，在当事人却是真实感受；其之所以如此，或可归于冥冥主宰。内心愧疚既难平息，总希望可以有所慰藉；战时经历无非暴虐，却也得勉力找寻欢颜。
一战、二战、越战，乃20世纪最具影响力之战争，亦是本书重点。其他战事加在一起也有数百万生灵涂炭，但其惨烈程度以及对英、美、澳军民的影响，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一战中，法军某随军牧师寓讽于谐，一语点破：“士兵之责，尽在杀敌……”又说：“其若避死，必为省事。”乔治·伯明恩，《随军牧师法国纪行》（伦敦，1918），页64。士兵有何“责任”，人所共知。但让人称奇者，时至今日，仍有论者否认杀戮对于现代战争之重要意义。在战争中，取人性命虽非必然：屋舍田亩、军用设施也会遭袭，伤人也未必致命，但本书所检视的三次战争，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皆以杀人为第一要务。多数论者对此不予置评，余者径否认之。似乎战时“经历”不是士兵间的手足情深、前线的艰难困苦，就是弥留之际的莫名恐惧。读战史，总让人以为战场之上，有见杀者而无杀人者，这实在不能怪读者。
本书旨在回归历史本真。毕竟，凡战，兵士对自己使命皆了然于胸，心头并无幻想；其暴行亦难“遮掩”。颂暴之举不仅状极骇人，其因亦多端。英国东兰开夏第42师《1918年野战手册》便要求军官“嗜血，并时时钻研督阵、破敌之法”“军官行为准则”，《东兰开夏42师战时手册》（奥尔德肖特，1918），页8。或见战争部《1917年攻击步兵排训练指示》（战争部，1917），页14。。时有一人，号称“无人地带之王”，常做悚人讲演；更有教官，训话冗长，属下若面露怯意则声色俱厉，与言若不以杀人为乐，则不配作步兵云云。格雷厄姆·格林沃尔，《步兵于战：一个尉官的战时书信1914—1918》，1935年首版（伦敦，1972），页142，“致母亲的信”，1916年10月9日；W.柯尔比，《1917坎布赖之战》，页2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马可老七”，《一陆军中尉在索姆河1916》（伦敦，1927），页120。1955年时，曾有两美军高官指示道：“杀敌是军人天职，用步枪、榴弹、刺刀皆可——哪怕肉搏也行……在平民社会无此说。”（步兵）上校乔治·福塞思、（装甲兵）中校哈罗德·邓伍迪致编辑书，“军中休戚”，《陆军战斗部队月刊》，5卷9期（1955年4月号），页5。
许多前线士兵也曾尝试寻找一种合适的语言来传递自己的经历，对此书中多有引用——如阿瑟·哈伯德（他支吾着跟他母亲说，一想起此前处死三名囚犯的经历就“后怕”）、理查德·希拉里（他在打死一名德军飞行员后辩解道，“我这是在行正义”）和威廉·布洛伊勒斯（他坦言，虐杀实在“刺激”）等。有士兵操一口乡音，径邀女友分享杀戮之乐，夸言自己每天杀敌，“少则一人，多数日子是两人”，“亲爱的，每杀一人，我就想及你；一想到你，便又有了气力”“列兵威尔逊致塞尔的信”，引自纽恩·戴维斯，《营中对话：关于“现役”》（伦敦，1900），页93。。他们不仅自己清楚，也跟家人坦言：自己思维、行动，无不关涉杀戮。列兵彼得·麦格雷格，“书信集： 与妻书”，1916年7月7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奥利弗·洛奇爵士，《雷蒙德，或死生事，往事留存及殁后萦思为证》，第10版（伦敦，1918），页53，雷蒙德·洛奇1915年6月28日与家人书。不论是否诉诸行动，杀戮之念，凡服役之人均有体验，其书信日记亦多有表露。凡人，想不察战时屠戮也不可能，亦必知晓自己所扮角色：此军民皆同。
在一般人眼里不必出生入死的兵士，对其不多的见红经历也是津津乐道。炮兵距敌总在数里，也有述说战场可怖景象的：
尸横遍野，或半倚壕墙，或仰面朝天，或埋首泥浆……其惨烈非亲眼目睹不能信。这些德国兵真是不幸，我注视良久，其死时的表情绝难忘怀。威廉·卡尔，《投铧从戎时：炮兵的回忆1917—1918》（伦敦，1985），页47—48。另见肯尼思·亨德森，《戎装与法衣》（墨尔本，1919），页31—32；塞西尔·索默兹，《昙花英雄》（伦敦，1917），页76—77；R.汤普森，《人在枪林》（伦敦，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