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5
这些宣传片是训练体系的一部分。就像二战时拍摄的《拜坦》、《瓜达卡纳岛纪事》直到今天仍被军方用来激发人们的战争想象，打消疑虑，从一战到越战，情形也是如此。一名新兵在上战场前看了《索姆河战役》，他跟战友讲，看完电影他才知道此去之艰苦。他直言，“只凭想象的话，你一定满心糊涂。”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信的落款是1916年9月5日，页109—110。有记录表明，二战中放映的《不列颠之战》（1944）曾让观者激动过一把，“看了真想杀了那帮狗娘养的”。卡尔·霍夫伦德、阿瑟·伦姆兹代恩、弗雷德·谢菲尔德，《测试大众传媒：卷三》（普林斯顿，1949），页93。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看过《美国为什么要出兵》和美国陆军部每两周播映一次的新闻片的军人，要比没看的人更为亲战。海军霍华德·罗姆少校，“作为教育载体的电影业”，《心理健康杂志》，30期（1946年1月号），页9—20。关于用电影作训练手段，详见“随军精神病医生之于鼓舞士气”，1944年1月，页3，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
早先战事的影像记录，尤其是美国西进运动中的冲突记录，也能增进人们对战争的认识。英国和澳大利亚（包括美国）的士兵都把自己想象成勇士，现代战争因而得以与历史上的冲突相连接，也负有了征服他族的使命，而且是以“文明开化”的名义。一战中，美军攻击机掠过胸墙，即有人比之以出入无形的北美印第安人：“即使费尼莫·库珀笔下的苏人、黑脚族人，也没有如此矫健身手，”罗伯特·威廉·麦凯纳如是说。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87及89。二战中，最刚强的兵士常被赋予传奇色彩，好像当年追击印第安人的牛仔。勇武如阿瑟·沃默思上尉（他一人杀死上百日军，人谓“一人军”）者，自比为其父南达科他州牧场上的牧牛人。他坚持认为，跳进战壕时应“高叫，这样才像牛仔”。见于约翰·弗洛赫蒂，《勇气与光荣》（费城，1942），页34—59。当时有人描述从敌尸搜罗纪念物亲亵至极，或可“妆饰庞蒂亚克［1720？—1769，美国奥塔瓦印第安人酋长，1763—1765年间率部落联盟抗击占领五大湖区的英国人，史称“庞蒂亚克战争”——译注］的发绺”。比尔·斯蒂文斯，受访于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78。类似例子，见是书埃迪·罗宾逊的访谈，页113—114及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120。拿一份记录着600多部越战电影的名录，可证实“牛仔追印第安人”游戏重要性的例子俯拾即是，近的有《南国天使》（1988），片中主人公头戴牛仔帽，手舞套索；蒙塔格纳德人似印第安人般狂啸；摩托车手冲锋陷阵，如驭良驹；远的有20年前首映、约翰·韦恩主演的《绿色贝雷帽》。这完全是西部片的翻版，越共分子活脱就是印第安人，不过把“什么合法程序？只一颗子弹就能搞掂”换成了“越共无好人，死了的除外”。影片《小巨人》（1970）更是把越战径与西进中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
整个越南好像成了印第安人的家园，在那里最为人景仰的莫过于有着“公爵”之称的约翰·韦恩。例见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12及17；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69；T.凯利，其访谈收奥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铁马——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口述实录》（堪萨斯，1992），页267；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242；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卷首引语及页39，42—43，58及67。1971年7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协会称他“最好地体现了‘美国人’一词的含义”。艾伦·艾勒兹，《约翰·韦恩与美国电影业》（伦敦，1976），页11。他成了影视圈最受欢迎的男演员，连王牌飞行员、海军上尉蓝迪·卡宁恩（他后来承认，击落越军米格战斗机是一种享受）也以自己的作战标记是“公爵”为豪，因为那已成了约翰·韦恩的代名词，其原因（据卡宁恩说）是“我尊崇他的美国信念”。蓝迪·卡宁恩，收卢·德伦多，《……击落米格：空战越南》（卡罗尔坦，1974），页47。看了约翰·韦恩主演的《硫黄岛岁月》（1949），菲利普·卡普托也想象自己杀上敌军滩头阵地的情形，后来他果真加入海军陆战队，并开赴越南。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6。驻越美军中，效颦最甚的莫过于其特种部队，尽管约翰·韦恩那套二战中的进攻手段已不适应越南的游击战。连女性观众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如卡罗尔·麦卡琴就因为沉醉于约翰·韦恩的电影而加入了女子海军陆战队。彼得·索德伯格，《朝鲜战争中的海军陆战队女兵》（康涅狄格，1994），页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