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16
一战过后，试图解释敌对情绪的本能学说开始受到学院派心理学家和一些人类学家的嘲笑，刚开始是L.L.伯纳德、埃尔斯沃思·法瑞司、R.E.马尼基勒尔、W.J.佩里，后来有弗朗茨·亚历山大、奈特·邓兰和马克·A.梅，二战期间T.H.佩尔也加入了这一阵营。L.伯纳德，“哪些是本能？”，《变态和社会心理学刊》，14期（1920），页397—311；L.伯纳德，《本能：社会心理学研究》（纽约，1924）；L.伯纳德，“社会科学中本能的滥用”，《心理学评论》，28期（1921），页96—118；埃尔斯沃思·法瑞司，“本能是论据还是假说？”，《美国社会学杂志》，27期（1921—22年），页184—196；R.马尼基勒尔，“战争走向：从心理学切入”，《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6卷3期（1937）；W.佩里，《战争和文明》（曼彻斯特，1918）；弗朗茨·亚历山大，“攻击欲——个体与集体”，《医学的进步：纽约医学院1943年公众讲座》（纽约，1943），页83—99；奈特·邓兰，“战争的缘起及防止”，《变态和社会心理学刊》，35卷4期（1940年10月）；马克·梅，《战争与和平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康涅狄格，1943）；T.佩尔，《人类有本能吗？》（曼彻斯特，1943）及1941年11月、1942年2、6、11月及1943年2月的《英国教育心理学杂志》。但形形色色的本能学说从未销声匿迹，在军事心理学领域就更是这样。其号召力仍然很强，但主要是为魔鬼训练开脱，而作为激励士兵上阵杀敌的手段已经不管用了。澳大利亚皇家陆军医疗队P.P.曼齐上尉在196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此有精当的总结。他指出，部队首长的决心可能会因感到自己的命令“不近人情、违悖道德”而有所减弱，因为“他得把与世无争的众生扭曲成暴力的机器”。曼齐再三安慰他的读者说：不是这样的！杀戮是每个人的自然遗传。军事教员实际上“只有一半的事要做——哪怕循规蹈矩的银行职员，说到底也不是向往和平的个人主义者，而天生是战士”。陆军P.曼齐上尉，“哲学、心理学和陆军”，《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88期（1965年1月），页38—39。与本能学说类似，群体理论的生命力也很强。在一战前很长时间，因为相信群体可以煽动个人所不齿的行动，部队才放心把重点放在领导团队或能凭自己的个人魅力而“支配”舆论的“长者”身上。陆军G.奥尔上尉，“战争中的道德因素”，《联邦军刊》，1期（1911年5月），页197及陆军C.怀特少校，“战争研究”，《联邦军刊》，1期（1911年7月），页284。领导人凭借个人魅力“影响”士兵激励其继续战斗在小说中的描写，见威拉·凯瑟，《我们中间的一个》（纽约，1922），页452。领导者的性格很重要：他要有进攻欲、大无畏的勇气，身心坚定，而且要敢于承担责任。
渐渐地，群体理论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群体动力学：换言之，注意力转移到了更广大群体的凝聚力和寻求安慰上。马歇尔提出的“初级群体概念”和“群体认同感”逐步取得了战斗动机讨论的话语主导权。这方面最好的论述，见乔·博尔凯恩德，“军事社会学评论：越南的教训”，《战略研究杂志》，1卷3期（1978年12月），页241—242及安东尼·凯利特，“战斗动员”，收乔治·伯伦基（编），《当代战斗精神病学研究》（纽约，1987），页211。“连胆小者也会在强大的集体中获得安全感，渐渐变得跟他的集体一样富于攻击性，”远东战区的一名专家如是说。阿瑟·海辛，“神经精神病学在空降师”，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397，引用了一份1951年的报告。另见罗杰·利托，“兄弟情深和战场表现”，收莫里斯·詹诺维支（编），《军队新貌：组织变动》（纽约，1964），页218—219；厄尔·齐尔伯，“适应部队生活：士兵的集体认同感”，《美国三军医疗杂志》，9卷（1954年9月），页1344；（对利托的严词反驳）见读者来信，陆军乔治·福赛思上校、哈罗德·邓伍迪中校，“军中休戚”，《陆军战斗部队月刊》，5卷9期（1955年4月），页5—6。成功的训练机制所折射的心理动因应当是爱而不是恨。陆军赫伯特·施皮格尔上尉，“从精神病角度观察突尼斯战役”，《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4卷（1944），页312及其“精神病学在北非某步兵营”，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22。见第五章“爱恨情仇”。皇家澳大利亚步兵团的J.O.兰特里少校这样说：“人是群居动物。战场压力那么大，最好的定心丸莫过于身边战友的陪伴。”陆军J.兰特里少校，“战争中人力因素的战术影响”，《澳大利亚军报》，107期（1958年4月），页16。他在为“标准作战规定”的执行辩护，该规定要求低级军官应沿部署线匍匐进行指挥。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可以把个体的自恋移置到集体身上，这样对自我毁灭的恐惧就会消失，对攻击欲的阻力也就响应减弱。它可以强化战斗理念，并提升其水准：“连最没有欲求的士兵也会不由自主地认同盛行的集体观念，真正打起仗来根本就没有个人的位子”，首席军事心理学家艾伯特·J.格拉斯作如是观。此外，“群体对怠战心理也有一定的反作用。”消极的成员会向强大的集体看齐，进而也变得富于攻击性。陆军艾伯特·格拉斯上校，“战区的预防精神病学”，《美国三军医疗杂志》，4卷1期（1953），页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