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1
以种族特点判定尚武精神，对爱尔兰人和美国黑人都不适用。爱尔兰人富于攻击性、美国黑人消极被动的说法对两者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人皆称其勇猛，使爱尔兰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爱尔兰军事史》（1996）一书中，戴维·菲兹帕特里克写到，好战是“有关爱尔兰人不多的成见之一，在这个好战的时代竟获得了广泛认同”。戴维·菲兹帕特里克，“军国主义在爱尔兰，1900—1922”，收托马斯·巴特利特、基思·杰弗里（编），《爱尔兰军事史》（剑桥，1996），页379。他只说对了一般：在战时，攻击性强固然受人推崇，但勇武也有不同类型，爱尔兰人的勇武最终竟使他们极度不适于自治。战争并不总能为个人的骁勇提供释放的途径，这时常会导致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杀戮：爱尔兰人在战场上的成功倒可视作其生理、政治不甚发达的指剂。战时对勇武的推崇与平时不受重视间巨大的反差，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错误理解了进化论“人类之所以打仗，是其天性使然”的论点。打斗是我们继承自“兽性”的遗产。虽然我们无法摆脱身上的动物本性（当然，好斗是进化所不可或缺的），但最好斗的种族一定处在进化链的较低端。威廉·麦克杜果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本能是人类行为基础的学者。他大量参考了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卷2（伦敦，1910），页383—441及劳埃德·摩根，《习惯与本能》（伦敦，1896）。尽管在战斗中可以赢得无限荣光，爱尔兰人等所谓的“勇武民族”在文明的阶梯上只能分配在一个较低的档次。
如果爱尔兰人拥有与英格兰人不同的勇武精神这一说法可以成立，那将对战斗理论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一点通过研读关于最受爱尔兰士兵欢迎的论者迈克尔·麦克多的著作可以看出来。1916年出生在利么里克的他，是在天主教平信徒社团受的教育，其后做了《自由民日报》和《泰晤士报》的记者。除在一战时写有两本书外，他还是威廉·奥布莱恩和丹尼尔·奥康内尔的传记作者。到1924年，麦克多已是下议院记者团主席。他关于一战的两本书在塑造战时爱尔兰人形象方面的影响无人能及。
在写作《前线的爱尔兰人》（1916）和《爱尔兰人在索姆河》（1917）的背后，麦克多是有着自己的政治意图的。他希望通过证明爱尔兰人在战场上的威猛来鼓吹爱尔兰自治。这在《前线的爱尔兰人》一书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在书中他用很大篇幅摘引了一封苏格兰士兵的信，信中满是对爱尔兰士兵（特别是来自芒斯特省和都柏林的士兵）英勇行为的赞扬。
我不是爱尔兰人，也没有任何爱尔兰亲戚，这你都知道——特别是我对给予爱尔兰“地方自治”还有相当的保留意见；但在［加利波利］目睹了一切——爱尔兰人的英雄气概真是无人可比——后，平心静气地老实说，他们都是些优秀的人，给他们所代表或所曾代表的国家怎样高的地位也不为过。我的上帝啊，那场面真壮观！……没错，一个养育了这些人，不，这些超人的种族，就像这些爱尔兰人一样，为帝国作出了如此功勋，是最有理由要求甚至取得其国家的自由和自治权利的。该信最初刊登在苏格兰一家不知名的报纸，1916年1月转载于《书简》并收进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71。
但不是每个人都对历史作如是观。尽管无人可以指摘麦克多按自己的需要裁剪素材，但他并不认为某种尚武的特征就一定比其他都要好。举例来说，他毫不含糊地批评了认为爱尔兰人比英格兰、苏格兰或威尔士士兵更勇敢的说法：“他们都很勇敢，没有高下之分，但其勇武的外在表现却很不一样，这也不该有任何异议——换句话说，有区别也是在量上，而不是质上。”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58。事实却是，不利于为爱尔兰争取自治的正是麦克多等人用以甄别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勇武特质的那些言语。1916年，哈罗德·斯彭德给出如下解说：
爱尔兰士兵身上有一种让人惊恐的特质，一种热情，一股冲劲。人们总称他们为“导弹部队”；这一称呼颇能说明一些问题。那些对爱尔兰人管理日常事物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的人倒是最乐于承认其在战场上的猛烈和英勇。哈罗德·斯彭德，“爱尔兰人与战争”，《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