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9
不把对方当人看在针对明显是“异己”的敌人时最便当，比如日本或越南人，可以把他们想象成外国佬、越南佬或拉链头。用越战老兵哈里·奥康纳的话说就是，“‘外国佬综合症’在越南实有其事……我见过士兵围着人打，拿枪托敲他们的头，自己好像天主，却拿人不当人，为所欲为”。哈里·奥康纳（假名），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71。
越战中有一道程序是“清点尸体”，它使把人不当人看的心理变得正式了：正如一名澳大利亚炮兵在1965年12月写给姐姐的信中兴高采烈说道的，前一晚他要是杀死些越共分子就好了，“这样我们歼敌总数就能达到两百”。内维尔·贾森，“书信集”，致姊罗兹书，1965年12月13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ⅩⅦ。歼敌数渐成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做得好有赏，冰啤酒或休假都有可能。这样清点的尸体数有时甚至会虚报一倍（乃至更多）。比如威廉·卡利中尉就记得一次战斗后有人问他杀了多少人。他回答说“六至九”，但那人却给他记成六十九：卡利，《尸数》（伦敦，1971），页101。但对这一做法的依赖得到了像陆军朱利安·J.尤厄尔中将和艾拉·A.亨特少将这样有丰富经验的军官和顾问的强烈支持。他们在1974年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因为有批评说这样做会导致“无谓的杀伤”。尤厄尔和亨特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决意“迎头”反击，辩解说他们所谓的“常压理念”是有前提的，即动员一切力量对抗“整个共产主义体制”是击溃北越军队、保护南越人民最有效的办法。他们否认自己的主张会使战争“变得越发残忍”，相反，这样做反而能俘获更多的敌兵，引发更小的平民伤亡，并使安抚、和解更顺利地进行。陆军朱利安·尤厄尔中将、艾拉·亨特少将，《强化战斗优势：通过分析增进军事判断》（华盛顿特区，1974），页227—228。
“体育道德”常被用来为某些战斗正名。方法有两种。其一，杀人是一种运动——这可以自我证明——其二，因为它是运动，就有“公平竞赛”的可能。认为打仗是竞赛的看法很普遍，其代表是黑人土著士兵雷吉·桑德斯，他在看过自己平生第一个枪下鬼的尸体后觉得“特别可惜……但愿他能听见我说，‘嘿，哥儿们，起来，我们再大战三百回合。’”雷吉·桑德斯，引自罗伯特·霍尔，《边缘战士：澳洲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回忆二战》（堪培拉，1995），页72—73。另见W.布朗，“一次大战：日记描痕”，页14—1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肯尼思·库斯兰中校，“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忆”，页61，利德尔·哈特中心军事馆藏及E.威廉斯，“末章”，页8，利物浦档案局；弗雷德里克·亨特也说过，“真心服役”，1980年，页2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查尔斯·派奇上尉，“回忆录”，页37—38，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威廉·普雷塞，“一天才一先令”，页132—13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维克托·里基茨，“从军记”，页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迪克森·斯科特，“书信集”，与A.蒙克豪斯书，1915年1月6日，曼彻斯特市政会本地研究中心藏；陆军阿尔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线来信”，致兄书，1916年7月10日，页68—6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上文说过，在所有体育项目中，战争最接近的是狩猎。W.布朗，“一次大战：日记描痕”，页14—1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亚历山大·卡托，《与苏格兰军队在法国》（阿伯丁，1918），页35；杰拉尔德·丹尼斯，“厨子的珍馐（1916—1918）”，1928，页6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科林兹比·道森，《战壕荣光》（伦敦，1918），页12；H.黑斯克思普理查，《在法国放冷枪》（伦敦，1920），页37；爱德华·哈尔斯爵士，“书信集”，致迈叔叔书，1915年2月2日，页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狙击、侦察及巡逻》（奥尔德肖特，出版年份不详），页1；查尔斯·坦普勒，“一个老兵的自传”，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A.索本，《业余炮兵：一名业余士兵随皇家野战炮兵部队在法国、萨洛尼卡和巴勒斯坦的奇遇》（利物浦，1933），页155—157；陆军尼尔·蒂特莱中校，《法国境内的野战炮》（伦敦，1922），页90，131—132，落款1916年7月17日，11月10日及1917年5月8日。流血运动和战争的关系在1933年11月13日《晨报》一幅照片中表现得很清楚，照片中猎狐人在恭敬地向死者默哀。亨利·索尔特，《亲近的信条》（伦敦，1935），页34。陆军中士J.A.科原是加拿大商业银行的雇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