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4
类似的话，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也从约克大主教的嘴里说出，他反复说明既然舍弃个人生命不是人生在世所要承受的最大伤害（因为它代表着个体人格的实现），那也不可能是所能予人的最大伤害。威廉·坦普尔，《对战争的有条件辩护》（伦敦，1940），页29及32—34。
挥舞着刺刀的士兵当然应该保持自己的灵魂和人格的纯洁，使其不被仇恨所吞噬。如此则一名士兵采用何种方式取人性命就很重要了。惟一避免罪恶的方式就是呵护“怜悯的精神”，哪怕这仅仅意味着遵守海牙公约或“绅士风度”的宽泛概念。罗伯特·霍顿教士，《战争的原因和打法》（伦敦，1914），页31—32。另见查尔斯·普雷特，《和平与战争的粗浅读本：国际伦理原则》，为天主教会社联合会编（伦敦，1915），页86及阿瑟·英格拉姆主教大师，《战争中的教会》（伦敦，1915），页33—34。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基督徒如想在战场上保持操守，就要做到杀人而不生恨。因此才有格雷森神父越战时跟士兵讲的：杀人是合法的，“只要你心里没有恨”。格雷森神父，引自琼·奥普林格，《一个步枪排长的越南山地回忆》（北卡罗来纳，1993），页91。一战时，爱德华·因克里斯·鲍斯沃思也在其《战争中的基督教目击者》（1918）一书中给了同样的劝诫，他提醒读者说“信奉基督教的士兵是伤敌时是怀着友好感情的。也是带着情谊的……他在心里从不把敌人送进地狱。他不知仇恨为何物。”爱德华·鲍斯沃思，《战争中的基督教目击者》（纽约，1918），页8—10。另见马歇尔·布卢姆霍尔，《“我自己的葡萄园”：个人的宗教和战争》（伦敦，1916），页45—46；查尔斯·普雷特，《和平与战争的粗浅读本：国际伦理原则》，为天主教会社联合会编（伦敦，1915），页87；亨利·瓦斯（坎特伯雷教长），《基督教对战争的认可：在代国王海陆军部队祈祷仪式上的讲话，坎特伯雷教堂，1914年8月9日》（伦敦，1914），页8—9；克莱门特·韦布，《战争时代：在若干场合的讲话》（牛津，1918），页21；吉尔伯特·怀特主教大师，“不抵抗的教义”，《英联邦军事杂志》，4期（1913年10月），页722。要不就像E.格里菲思·琼斯在1915年时对集会的卫斯理宗教徒说的那样，士兵应像牧羊人——一心驱狼却丝毫不染“狼性”。E.琼斯，《基督教义挑战战时世界》（伦敦，1915），页186。另见J.威尔逊教士，“基督对战争的支持和谴责”，《希伯特杂志》，13卷4期（1915年7月），页839—858。神职人员总是要士兵在将刺刀插入人体的一刹那嘴里默念，“是我的身体为你残破”，或者做爱的祷告。一无名的“有影响力的牧师”，引自罗伯特·库珀，《我该参军吗？一篇关于战争、和平和个人的文章》（伦敦，1935），页16及马歇尔·布卢姆霍尔，《“我自己的葡萄园”：个人的宗教和战争》（伦敦，1916），页45—46。曾有布道一方面要士兵们去爱德国兵，一方面要他们“把刺刀插进他们的腹部”，有人为此抗议，见G.霍尔，“士气在战时及战后”，《心理学报》，15期（1918），页384及莫里斯·科泽尔，《身份识别牌上有个H》（纽约，1947），页44。
这样似乎就可以只杀人而不犯罪了。可神职人员还不满足，他们要更进一步论证基督本人是赞成杀伤的——哪怕（就20世纪的武器装备来看似乎不太协调）是用刺刀。曾有和平主义者问听众，能不能想象基督把刺刀插进另一个人的身体，例见费纳·布洛克韦，《伯孟德赛故事：阿尔弗雷德·索尔特的一生》（伦敦，1949），页59及哈里·品克汉姆，《基督是个和平主义者吗？》（马萨诸塞，1917），页14。不止是和平主义者在问这个问题：见菲利普·吉布斯，《战争的现实》（伦敦，1920），页82。有人喊出了响亮的“能”。在一本名为《友谊的做法》（1918）的书里，乔治·斯图尔特中尉和亨利·B.奈特（基督教青年会会长，曾是耶鲁神学院的教授）就像他们一贯的那样，坦然承认更愿意把基督想成手里拿的是剑、而不是刺刀。但再一想，在基督生活的时代，剑才是砍杀的主要武器，而不像现在，只是当代人想象中的装饰品。现在，刺刀已经取代了剑。基督被剥去了白袍，利剑外面是“草黄色的，沾满了血污和泥沼，在他手里是枪口伸出的刺刀”。正是这一“幻象”驱策着他们以高昂的斗志走上战场。乔治·斯图尔特、亨利·奈特，《友谊的做法》（纽约，1918），页22—24。另见锡德尼·阿尔斯特罗姆，《美利坚民族的宗教史》（纽黑文，1972），页885。杀人不仅没错，反而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