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6
英国国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退而求其次，还是希望阻止其牧师携带武器，哪怕这意味着给一些宗教领袖的军事热情泼冷水。对J.G.辛普森（圣保罗大教堂教士、赞美诗领唱人）来说，问题很简单：牧师的“行规”就包括了不能当兵。这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基督教只有一套准则，施用于所有人，神职和世俗人员都得遵守。这一禁令其实源于牧师这一职业自身的特点，即在任何情况下，面对任何诱惑，都要一以贯之地宽容他人，并身体力行人类的道德良知。战争只属于世俗社会，在天国没有它的位置。虽然牺牲个体的生命是符合基督教教义的，但杀人却不是，辛普森说。牧师实际上身兼两职，既要展现人类最美好的一面，又要分担亡灵的苦难。他既是精神世界的代表，就要躲过杀戮，以带来持久的和平。辛普森还说，神职人员既已受命，有了口头上的生杀大权，就无权把任何人送到造物主面前而“在临终前不予他圣餐，让他失望，不给他行最后的涂油仪式”。J.辛普森，“教职人员在战争中”，收G.贝尔（编），《战争和上帝之国》（伦敦，1915），页104—109。1915年，辛普森的观点就得到了伦敦主教阿瑟·福里·温宁顿·英格拉姆神父的支持，后者拒绝授予正值参军年龄且符合入伍条件的年轻人以圣职。阿瑟·英格拉姆教士，《教会时报》，1915年6月4日，引自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89。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温宁顿·英格拉姆又得到了卡莱尔、切斯特和曼彻斯特等地主教的支持。
牛津主教查尔斯·戈尔也赞成辛普森的观点，只有一点例外。1914年，知道属下许多牧师心有不安后，他要他们记住自己的誓言，并重申战士和牧师的身份是不能兼容的。但他也承认对那些只是候选、未被授职的牧师，情况要复杂一些。他们既以牧师为业，是否可以推迟授圣职，穿上军装杀敌呢？戈尔主教注意到，传统上这样的人是不准参军的：古代的教规禁止当过兵的人（及判死刑的地方法官）接受圣职，被迫参军的候选牧师接受圣职也要有罗马教廷的特许状才行。在权衡所有因素之后，戈尔作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决定候选牧师从战场归来，只要对圣职没有二心仍可授予圣职。但他也反复鼓励牧师候选人“遵从圣职的召唤并为之准备”，不要理会那些说他们怯懦的指责。查尔斯·戈尔，《战争、教会和其他演说》（伦敦，1914），页60—65。
到1916年，战事走向的不利和征兵工作的开展使这场辩论有升级之势。无数牧师参与到这场辩论中来，无论是在教堂讲坛上还是在定期出版物上。其中就有约翰·辛克神父，他在利森堂区教堂的布道中展现了年轻一代牧师对战争的向往，希望与同龄人一道出生入死，并享受战争给人的刺激。但他不同意把这种热情变为行动，并提醒举棋不定者应用精神而不是实体的武器来抗敌。约翰·辛克教士，《战争、其作为及教训：在利森堂区教堂的演讲》（伦敦，1916），页104。爱德华·温顿在《当代评论》（1916）上的文章更中肯，他指出关键在应如何评估祷告与打斗的相对价值。如祷告受到推崇，那多几千人上阵不过是杯水车薪，是短视的行为。如何安慰阵亡烈士的家属，为将至的和平作准备，为战士提供精神上的帮助，都是些很重要的问题。牧师如果只是一介“匹夫”，那就应该上阵冲锋。但牧师毕竟不是“凡人”，他们有其“特殊的使命和天职”，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理想中基督之邦的鲜活写照。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3—160。其在后方之重大责任，见阿瑟·英格拉姆教士，《伦敦主教向伦敦教区集合牧师宣讲至上时刻，1915年11月23日，在野地圣马丁教堂》（伦敦，1915），页10。
世俗的意见却是指向另一个方向，这对这些宗教代言人是不利的。在1916年以前，参战的主要是常备军和志愿军，牧师可免于服役而没有人质疑。但在一战的征兵辩论中，许多公众对牧师免于服役的议会法案表示不满，从1916年9月伯明翰召开的英国职工大会便可见一斑。当时，本·提利特在力主大会通过一项谴责牧师可免兵役的决议时得到了许多支持。见《卫报》，1916年9月14日。
到1918年，传统主义者节节“败退”。英国1918年4月9日颁布了兵役法，允许牧师参军。后因担心让天主教牧师参军会使爱尔兰再度造反，遂收回了该法案。但坎特伯雷大主教既已首肯，牧师的处境就十分尴尬了，因为这时他们无法再仰仗其上级的表态来免服兵役。为应付危机，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与十七名主教会面后，于1918年4月22日宣布鼓励牧师自主从军，既可作为非战斗人员也可上阵打仗。其实到这个时候，多数适龄、壮硕的牧师早已自愿入伍，以非战斗人员的身份编在了牧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