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部分：木兰从军木兰从军 15
对女战士的巨大恐惧主要源自对其性和生育能力的担忧。杀手本能虽是暗藏在男性体内，但暴力却是母体中孕育的。连一贯强调侵略和战争的文化起源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例见玛格丽特·米德，“战争不过是桩发明——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收利昂·布兰森、乔治·格瑟尔斯（编），《战争： 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纽约，1964），页269—274。在（1968年）考虑侵略欲在两性中的根源时也转向了其生理的区别。“只有在争夺食物和保护幼体时女性才会动手，而且一出手就是致命，”米德一针见血。生理上的不同为何如此重要？米德较坏的推测是，女性可能生就缺乏“对同类谋杀的抑制心理，而这种心理是男性原本就有或后天习得的”。她警告说，把妇女武装起来可能是一个自杀性的选择。玛格丽特·米德，“战争以外”，收莫顿·弗里德、马文·哈里斯、罗伯特·莫菲（编），《战争： 武装冲突和侵略的人类学研究》（纽约，1968），页220。
一般人认为，女性战士不是没有女人味，就是有太多的母性冲动，因而变得不好控制、凶残，而且不如男兵诚实。这不独战争才有。琼·埃尔施坦在她颇富争议的小说《女人和战争》（芝加哥，1995）中就说女性暴力是无形、野蛮的，无法抑制，而且这样的想法很普遍。她们的行为不像男兵那样受限制，所以很快就沦落到一种“泼妇”状态，“没有情感也没有理性”。卡罗琳·普雷恩，《战时社会1914—1916》（伦敦，1931），页140。一般的文学作品强化了这种印象。约翰·菲纳莫以青春期少男为读者的小说便经常把女战士描绘得面目狰狞。他的《突袭加打斗》（1906）记述的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在马其顿的“奇遇”，其中有对女杀手的描写。菲纳莫在她们身上灌注了大量的女性特征。在一个高潮迭起的营救场面中，小说中的英国青年莫里斯，就在他要被一名狂野的库尔德人刺中的一刹那，那人“贪婪的”胜利吼叫因一个“奇怪的战士”戛然而止，而他的面部有“飘衣”拂过。这个女人（莫里斯“在村里的最后一夜就是她招待的”）抓住了库尔德人的头，“敏捷地一抹”，“尖刀”就穿透了他的喉咙，“划”了道口子，登时“血如泉涌”。菲纳莫告诫他的年轻读者不要“小瞧”了这些女性：“不把护崽的野猫当回事”是要吃苦头的。这些女人“身强力壮、肌肉结实，是多年下地劳作的结果”，而且（更在点子上的是）支撑她们的是“心头的怒火，在她们面前，男性的锐气不免像阳光下的蜡烛那样暗淡无光”。佩着宽刀的她们“是为了孩子不受难以言状的痛苦而战斗的”，因此“一上战场就好像出笼的母大虫”。约翰·菲纳莫，《突袭加打斗： 英美战士马其顿奇遇记》（伦敦，1906），页123—124。母性的力量让女人成了人见人怕的杀手。
换句话说，生物的冲动让女性不太敏于所谓的骑士战争的规则。在西班牙，据说女战士对战俘比男性还要生硬。彼得·凯姆普，《我的有麻烦》（伦敦，1957），页23。对西班牙内战中女战士表现的精彩论述，见玛丽·纳什，“‘保安队士兵’和后方女英雄： 西班牙革命浪潮（1936—1939）中的女性形象”，《欧洲思想史》，11期（1989），页235—244。二战中也有人责怪女兵要比她们的男同胞厉害许多，因为她们没有“男性那种对公正和忍耐的超乎个人的追求”。柯利·诺克斯，《都是英雄》（伦敦，1941），页156。另见W．麦克斯韦尔，《心理学角度回顾一战》（伦敦，1923），页48—49。在朝鲜，女性突击队员“向来不妥协”，“甚至比其男性战友还要让人害怕！”莱昂内尔·海明，“天上掉下个龙骑兵”，页15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客观地讲，没有证据表明女战士的手段更不道德。弗洛拉·桑德斯就记得至少有一次，她训斥自己的男性战友做事不够堂正大度（他们要拿一个受了伤的保加利亚人和她比枪法），她一把扔下枪，讽刺说：“你们这帮人胆子真够大的！干吗不挑个能还手的？”弗洛拉·桑德斯，《女兵自传： 与塞军历险简记，1916—1919》（伦敦，1927），页156。 当然，女人要是“撒起野”来，要比男性部队“放手”时更加骇人。例见威廉·福斯和塞西尔·吉拉提在其《西班牙角斗场》（伦敦，1938），页304中对女民兵把戏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