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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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467～471页。]
（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与“清乡”
为了以综合力量全面对抗占领区的抵抗力量，实行以军事“扫荡”、“清剿”力主的总力战，日军对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和占领区分别推行了“治安强化运动”与“清乡”。
华北地区的“治安强化运动”自1941年春季开始，到1942年底连续推行5次大规模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日军发动的“治安强化运动”，由日军制定出详尽计划并直接加以推行。其方针是：“使华北全体官民在新生华北的感召下，积极主动地从事强化治安工作。”目的是：“加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政治统治力量，以期扩大华北政务机关的政治统治范围。……摧毁敌战区和亲敌地区民众的斗志，促进敌性第三国的反省。”[〔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第495页。]
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同治安肃正作战的最高目标，是在华北地区建立巩固的殖民统治秩序，据1941年夏制定的《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对未来三年逐年应达之治安指标作出了具体规定。
日军决定在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治安肃正手段：
第一、在治安地区，在使华北伪行政机构代行管理，且由伪警力量承担治安工作，日军则可以早日撤出，转向准治安区推进。
第二、在准治安地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在其指导、支援下建立并加强县警备队及保安团等，以图控制县政。加强搜索和“扫荡”抗战力量，扼制其活动。要逐渐提高伪政权的政治军事力量，要使准治安区向治安区过渡。
第三、未治安区是中共的根据地。要不断对其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并拆毁其设施和军需品，使中共抗战力量不能安身和进行建设，或不能重建。日军可根据情况进驻、作分散部署，使未治安区向准治安区过渡。
在华中地区，日本通过操纵汪伪政权，推行“清乡”。其基本办法是，由日军和伪军、伪政权力量结合，军事手段和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手段相结合，将日占区分割为若干片区，首先以日军为主力在伪军的协助下，对各片区内抗战力量实施军事打击，通过伪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建立巩固的统治，其后逐渐协调日军转用其他方向，而将占领区内维持统治的事项交付伪政权担负，成为日本所描绘的“模范的新中国和平地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建立“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愿望更加迫切，除军事上加强治安肃正作战之外，对华北、华中等占领区的政略目标也更为集中。
在经济领域，日本侵略者认为有五大问题需要解决，
（一）确立“治安民生”条件，
（二）增加重要国防资源生产和输送，
（三）强化驻军在各地的自给率，
（四）安定金融经济，
（五）解决粮食问题。
而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办法是，对抗战力量实施严格经济封锁并加强在占领区的殖民生产和掠夺。华北方面军确定的经济战略方针是：“尽快确立军、政、民的自给自足经济，以确保民生，并在减轻我国经营华北的负担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供应我国所需要的战争资源”。强调必须建立“飞跃的战时经济体制。”[〔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78页。]对粮食的控制又是最基本一环。其主要手段是通过作战掠取，加强重点配给制，严格实行对消费的控制等。这就决定了日本必将对各占领地区实行更加残暴的掠夺政策。
在政治领域，日军对华北地区政务指导要纲所规定的目的是：“通过方面军以坚决态度和必胜信念制定的积极措施，防止民心动摇，更加坚定中国各机关依从于皇军的信念，使之向日华一体确保境内治安的方向迈进。同时要使之成为东亚自给自足势力范围之一环，协助开发和取得资源。”[〔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53页。]
在行政手段上重视“间接统治”，充分发挥各种伪组织的自治自卫能力。还试图增加汪伪政权名义上的独立性，将华北地区所属苏北、皖北及豫北部分地区从华北政务委员会手中移交汪政权，以满足汪所要求的统一全部占领区的欲望。期望以这些手段，既增加傀儡政权的吸引力，又可以弥补自身兵力不足之矛盾，达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在思想文化领域，日军竭力通过蛊惑人心的欺骗宣传和美化法西斯侵略的说教，妄图达到其提出的如下目的：
“（一）对于思想上站在抗日阵营的中国人，特别是有识之士，应强调指出，继续抗日完全是英美的走狗，……应采取相应措施使之转向和平阵营。
（二）对于亲日阵营内的中国人，要强调皇国的兴衰乃大东亚兴废之关键，使之理解日华不可分离的命运，特别是使之认识到华北是日华合作的模范地区，担负着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任务。
（三）应明确认识，此次战争并非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之间的斗争，而是驱逐近百年来侵略东亚的美英势力以解放东亚的圣战。要注意粉碎敌方离间日德意轴心国的阴谋。”[〔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34页。]强调加强新民会等外围组织，加强电影、报纸、书刊的管理和发行，在教育方面又将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等日本认为抗日思想浓厚的学校加以关闭，保留学校则统一使用由日本或由伪政权炮制的课本，加强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上述所谓新政策，挽救其在华注定失败的命运。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七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
第一节 敌后抗日根据地困难时期的形势和任务
1941、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进一步扩大，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极为困难的时期。1943年，华北敌后军民渡过困难，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而这一年华中敌后军民仍处于十分困难之中。
1941年12月8日，日本继德国于6月22日发动侵苏战争之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为了放手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1940年底以后对侵华策略陆续进行调整。核心是尽可能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解决“中国事变”，压服中国：如若不然，只有转入“持久态势”，控制已有占领区，将中国占领区变为日本称霸世界的“兵站基地”，掠夺物资，为其所用。
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会议通过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其要点是：在1941年秋季前，应毫不松懈地继续对华施加压力，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的解决； 1941年秋后转入持久态势，并在数年后确立在华50万兵力体制；作战目的是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必要时可发动速战速决的奇袭战，但以返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453页。]
日军中国派遣军1940年底拥有兵力72.8万人，另有航空兵20个中队。按照大本营1940年7月提出的《更改军备充实计划》，将逐渐减少中国派遣军兵力，即1941年减到65万人，1942年减到55万人，l943年减到50万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决心趁兵力削减计划实施之前，利用1941年（尤其是夏秋季），无论如何务必“于本年度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并根据占领区的治安现状，即华北最差，其次为武汉地区、长江三角洲、蒙疆，确定了进行治安肃正的计划：1941年度巩固华北，为此，由华中抽调两个师（第17、第33师）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在武汉地区则对长江以南进行收缩性的整顿。
1942年度设法肃正襄（襄河，即汉水下游）西地区及长江三角洲。
1943年底彻底肃正占领区内部；情况许可时，打通平汉线以沟通华北、华中（如若不行，则在1944年以后进行）。[〔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451、454、452页。]
1941年3月1日，烟俊六接替西尾寿造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7月5日原华南方面军（大本营直辖）司令官后宫淳接替板垣征四郎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
1941年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为此，日军大本营从中国派遣军抽出相当大的兵力，对中国派遣军的基本任务也作出相应的调整。11月7日，第5、第18、第21、第33和第48师被指定调往太平洋战场。
11月8日第4师改归大本营直辖，同日，第3飞行集团被指定转进太平洋战场，新建第1飞行团（飞机70架）和第23集团军飞行队（飞机45架）接替在华北、华中、华南的空中作战任务。
12月3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575号”明确了中国派遣军的新的基本任务。新任务主要不同点在于更加强调对中国抗战大后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封锁，更加强调掠夺中国的重要资源及中国派遣军的“就地自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