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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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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章

书籍名:《拿破仑时代》    作者:[法]乔治·勒费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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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  年12  月22  日,格伦维尔

在和平条件中包括了大赦亡命者以及归还他们的产业,这就透露了他的真实

思想。1800  年1  月,他在和平条件中又增加了一条恢复君主政体。这位高贵

的勋爵由于必须同共和派谈判而感到厌恶,因为他不能把他们看做是“正人

君子”。而皮特不得不容忍那个被他在1800  年2  月3  日称之为“革命彩票

的最后冒险家”的人,这对他也决不是件愉快的事。

二、思想的冲突

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必然会在思想界反映出来。权威和传统再次流行起

来,为数日增的作家和政论家公开地宣扬这些思想。有些人是从信念出发,

另一些人却由私利所驱使,因为各国政府都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并为这个

目的而拨了一些款项。在那些人中,重要的是法国和日内瓦的亡命者,象里

瓦罗尔和巴吕厄尔方丈、德·伊韦尔努瓦和马莱·迪庞。在英国,坎宁由于

出版《反雅各宾》杂志而加入了这一行列。法国发生的事件通常都被用来对

人民进行恫吓。巴吕厄尔方丈一直很成功地恢复了霍夫曼对“光明会”和共

济会的攻击。但是某些作家在反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中,把为传统思想提供新

的论据从而提高论战水平,视为一种个人荣誉攸关的事。

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崭新的东西,因为十八世纪期间由于休谟而变得

保守、由于边沁而变得更加保守的英国的经验主义,曾想要重新树立权威和

道德习俗。这个学说的论点是:正象理性能够通过观察和经验而找出物质世

界的规律,并顺应这些规律而支配物质世界一样,理性也能够通过观察社会

生活,从而证实传统制度由于能长期存在而完全符合“事物本质”。在伯克

的哲学中,这种实用主义由于增加了从医学上借来的社会生机论而变得复杂

起来,这种生机论十八世纪在法国蒙彼利埃医学院讲授过,督政府时期由比

夏讲授过。它认为人是由自发的幼芽发展而成的,这种幼芽产生于一种被称

为生命的非理性的力量。同样地,伯克把社会看成是一种植物或动物,而个

人只是它的器官之一,因而社会的权威是作为个人的生存条件而强加在他身

上的,他不能拒绝这种生存条件就象他不能拒绝身体的需要一佯。这种和神

秘主义混合起来的、有些类似浪漫主义的经验理性主义,从英国传到了德意

志,对雷贝格和布兰德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据说,早在1793  年就翻译了

伯克的《法国革命感言》的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甚至梅特涅,都是从这

个思想学派中得出他们自己的政治哲学的。

和这些思想非常接近的是路易·德·博纳尔和约瑟夫·德·梅斯特;1796

年,前者的《政权与教权论》和后者的《法兰西论评》同时出版。他们也把

个人放在从属于社会的地位,而且博纳尔也经常引据事物的本质,但他们都

用上帝的创造来代替生机论。主张专制和威权的博纳尔象醉心天主教教义一

样珍爱王政的传统;他认为上帝为社会安排的结构是永恒不变的。具有历史

感的约瑟夫·德·梅斯特,作为一个忠实的教皇至上论者,不大在乎世俗政

府的形式;在他看来,上帝满足于以其无限明智和灵活手段来保护这个社

会;因此,人必须在事实面前低头。

有时甚至连政治经济学也不免对崇高的理性进行攻击。马尔萨斯对当时

的英国加以观察,在1798  年他坚持认为,人类无限进步的概念只不过是一

种妄想;因为尽管有科学技术的努力,人口增长的趋向仍然比生活资料的增

长迅速得多。因此,有助于增加人口的一切社会改革只会产生加重祸害的恶

果;而只有疾病、瘟疫、饥荒和战争才能调整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

可是,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马尔萨斯,通过规劝穷人禁欲而找到了一

种解脱。然而传统主义的思想家一致认为,马尔萨斯对孔多塞和戈德温的希

望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传统主义者把法国革命和理性主义等同起来,他们毫不迟疑地以理性主

义所遇到过的最可怕的敌人,即仇视智慧至上的运动,来全力反对革命。这

个曾经启发了卢梭和“狂飙运动”的运动,在十八世纪末年正在向着通常被

称为初期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发展。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断定智慧将能够解释宇

宙之谜,并且主张理性要保卫自己的自由,不受本能和感情的侵犯,而本能

和感情则是受原子机械运动的物质所支配的。这是一种奋发努力的哲学,科

学和幸福就是这种哲学的报酬。但是,总有一些神秘主义者期待着体验纯属

天赐的启示的神迹;总有一些放荡不羁的人希望偶然的机会能给他们带来幸

福,或者甚至在冒险中寻找乐趣;总还有一些艺术家倾向于想像和幻觉。现

在,时代的车轮带来了新的一代,他们为了赢得发迹的机会而探索崭新的东

西。因此,他们恢复了感情的地位,提出了一套形而上学的提纲,这种形而

上学赋于感情以通过直觉而达到“绝对”意境的能力,而认为理性是不能做

到这一点的。有些哲学家具有与此完全相同的见解。特别是康德,他摧毁了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然后又借助于道德感而创造了另一种形而上学,这种道

德感归根到底就是神圣的直觉。

另一方面,一直没有被理性主义所窒息的神秘主义,在十八世纪末期非

常流行。它通过斯韦登堡、德·帕卡利斯和圣马丹的神灵学得到了广泛的流

传,并且开始渗入到共济会和光明会教义里。它伪装立足于科学理论和科学

发现:从医学上它也借用了生机论,从物理学上借用了磁力学,磁性也被认

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梅斯梅尔的讲道坛象梦游一样,使精神达到恍惚昏

迷的状态,于是精神便接触到超自然的世界了。甚至天主教教义也不能使约

瑟夫·德·梅斯特那样虔诚的教徒不受神秘主义的诱惑。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这样的运动,如果只考虑到它的思想意识,而不考

虑到它的拥护者的气质和社会状况的话,就不能看出它的深度。大多数神秘

主义者都不能使自己适应社会环境,或者去适应而还没有成功。他们之中包

括病患者和精神不安者,这些人内心空虚,一筹莫展,便注定了他门陷入忧

郁,甚至自杀;也包括一些青年人,他们渴望自立和欢乐,但却受到社会的

限制因而愤激;还包括那些谋求出路的人,他们受到那些因地位、财产或名

望而享有特权者的阻塞而不能得志。这些人想使扶善锄恶的“绿林好汉”的

形象理想化,那是不足为奇的;其中很多人后来由于年龄和成就而变得聪明

起来,那也不使人感到意外。过去总有一些“浪漫主义者”,但在十八世纪,

这些人数以倍增,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多的

有才干但很贫穷的青年人变得愤世嫉俗或是心灰意冷。

文学和艺术或多或少受到反理性主义的反动影响。法国人以理性的名

义,强制人们接受一些严格的美学准则,这些准则大大限制了人们发挥独创

性的机会。法国作品成为各地的样板,因而评论家们,尤其是德意志的评论

家,就很容易把这种“古典”艺术斥责为外国进口货。在文学艺术这个领域

里,没有修养的个人主义者有获得成功的许多机会而很少需要冒险,而且实

际上还大有成名的希望。在大自然中,在不为人熟知的国度里,在东方、中

国和美洲,或在被遗忘了的过去的著作中,有人到处寻觅新意创见。英格兰

人和苏格兰人心醉神迷地欢迎伪造的奥西安的诗①,法国人发明了“行吟诗

体”。文学体裁的分门别类遭到攻击,法国古典戏剧中的时间、地点和情节

的三一律也遭到攻击,而莎士比亚则被人用来证明这一切攻击都是正确的。

为了摈弃十七世纪的审美观点,甚至引证刚刚开始发现的希腊精神。变化较

少的造型艺术没有得到同样程度的解放。十八世纪末,从古代和意大利文艺

复兴中寻找源泉的古典精神,由于达维德和卡诺瓦的天才,再度赢得了胜

利。与此相反,器乐的发展有力地激发了新精神。器乐是现代的艺术,它创

造了自己的规律,而且因为它采用的方法是暗示而不是描绘,同时它的感染

力主要是感觉上和情绪上的,所以就特别富于浪漫色彩。

革命的大动荡似乎在许多方面必然有利于这种新精神。法国革命解放了

个人,并向一切传统宣战,宣告了出版和戏剧演出的自由,取缔了以确保古

典清规戒律为己任的特权团体。革命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它的瞬息万变和恐

怖转折使很多人心慌意乱,他们对变幻无常和情节恐怖的东西养成了一种病

态的癖好,安娜·拉德克里夫的小说风靡一时就足以证明这种倾向。最后,

法国革命使一种悲剧感又流行起来,这是从许许多多的不幸事件的景象以及

人对大自然和命运的无情力量作斗争的景象中产生的。然而这个运动并不是

在各地都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欧洲南部各国当时几乎还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在法国和英国,浪漫主义

也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