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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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时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根本也是一个责任极重的苦差事，外交与财政的问题可以说是最为严重，几乎天天都要“拉警报”。当时汪正为了剿共的经费张罗不出，而与蒋介石发生摩擦，因此汪干脆利用这个机会，借题发挥的先大闹一番而求去。
同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舆论一度盛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赖1”的风潮，许多学者文人，个个都成为军事与政治的专家，每天报纸上都有这些人物的高调之论。当时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防守热河，痛击日军，是国防上的唯一选择。他们一直严词批评国民政府与张学良的懦弱怯战，不能像十九路军一样奋起“打败”日军（国民政府当然不敢明讲十九路军终于是会被日军“打败”的事实）。因此张学良迟迟没有出兵热河，就成为贻误戎机的箭靶，真是到了人人都曰可杀的地步[2]。
因此，汪精卫在八月六日，突然公开发表措辞强烈的电文，痛责张学良不知守土有责，只知借机要钱要粮的聚敛无度，因此要求张学良辞职以谢国人，自己也同时去职，以表示非为权力斗争。这通政治斗争的电报，立刻得到大量舆论的附和，人人都加入痛责张学良的阵营，当然引爆了国民政府内部严重的政潮，汪精卫离职使得国民政府也跟着总辞。张学良虽然试图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是只更为露出他调度的困难，以及不受谅解的窘境，因此张学良也跟着宣布辞职，这样在大敌当前之际，南京与北平，又陷入了严重的政治斗争之中，军事运作当然形同瘫痪。
这时候，只有靠蒋介石出来收拾残局，汪精卫原本就是干不下去了，因此去意甚坚，蒋介石只有请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但张学良的辞职，立刻引起华北各个军人派系的强烈反弹，他们既不满汪精卫的干预华北军事，更担心张学良去职会使华北平衡的力量被打破。因此华北各军的将领，由宋哲元领衔发出支持张学良的通电，蒋介石只有改组华北军政组织，由蒋介石自己出任军委会华北军分会主任，但是蒋介石借口无暇分身就任，仍请张学良代理。经过这番的政治波折，中国军队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热河的布防，但是关东军已经在东北，完成大部分的扫荡义勇军作战任务，而开始把军力南移热河与辽西了。
10.6 实力悬殊的热河之战
就整个战略与军力的布署而言，热河之战，根本不需正式的接战，就已经可以看出结局了。武藤信义大将所统领的关东军精锐，兵精粮足，士气高昂，对于热河正进行有计划与大胆果决的作战准备，并且更积极进行政治上的策反工作，找到不少的汉奸军阀作为内应，因此日军清楚掌握了热河军、政局势的情报。
而张学良虽然在形式上统领华北各军迎战，但是这些部队之间本有异心，更是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国家民族共识，加上粮弹不足，训练不够，后勤缺乏，号令不一，参战各军主要的关切焦点，还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存与利益，对于命令，也自然各有自己的立场与打算，这种非现代化又非国家化的杂牌军，根本不是威望不足的张学良所能调动自如的。不过在当时的华北，除了张学良之外，也找不到更好的统帅，而蒋介石以及中央军仍然在陷在华中与华南的几个战场上，根本无法分身。
虽然在军力对比上是如此的悲观，不过在舆论与现实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对于热河的防守，仍然有着期待，由于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先前对于东北与日本的局势发生误判，而在东北采取了不抵抗主义，使得东北近乎没有抵抗下就沦陷，因此造成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的决策性错误，因此，国民政府必须要在热河，有些奋战的表现才行。而在一二八的上海事变中，中国守军英勇作战的表现，又让当时急切寻找好消息的舆论觉得，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进行正面作战，并非完全不可能获得理想的战果。这些纸上的“军事专家”，以及靠煽动民意为奥援的政客们，制造出的一种错觉，就是只要逼国民政府立刻在热河与日军作战，中国就是不赢，大概也输不到哪去。
因此虽然蒋介石了解，此时的中国仍然不能因为热河的领土保卫战，而与日本进行正式的决战，但是在热河，至少要打一场牺牲惨烈的抵抗战，以减轻民意的压力。所以当日军开始有意部署攻击热河之时，蒋介石就三番两次的急电张学良，要张学良设法调兵遣将，积极的准备进行热河之战，必要时中央决定增援六个师的部队，支持热河保卫战。蒋介石实在希望张学良能在热河有一番浴血抵抗的作为。
由于张学良不战而丢掉东北，不但军政资源大部尽失，且东北军的威望与军心都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因此更增加张学良调动在华北的各个山头部队作战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哪里敢再欢迎中央军的加入，而破坏华北各个军系之间的平衡。何况到时候中央军会听谁的命令，才是一个更大问题？假如张学良指挥不动中央军，那么东北军在华北的前途，就更加的岌岌可危了，因此张学良就极力婉谢中央军北调，却希望中央给与热河布防充足的后勤与军费的支持，但这是国民政府无力也不愿办到的。
张学良面对强敌压境与后勤支持不足的困境，一种疑惧与保本的心理，就左右着他迎战的决策。同时张学良对于热河局势未来的发展，也产生错误的判断：由于关东军并未借着石本事件，扩大对热河的进攻，同时关东军也在私下加强游说东北的部分将领，要求他们设法寻求中立或是靠拢，所以张学良认为，日军仍忙于对付东北抗日义勇军，进攻热河的兵力恐怕不足，加上日本也要顾及国际社会的压力，因此目前应有一段观望与缓冲的时间；而且中国方面的部队既没有胜算的把握，日军暂时又无力威胁热河，那么目前的策略最好是不要主动的刺激关东军，因此倒不如暂时留着两面派的汤玉麟，正好可以作为东北军与关东军之间的缓冲。因为一旦中国的部队进入热河，不但会有严重的后勤问题，也会改变目前的战略平衡，那么关东军就不可能坐视中国军队在热河布防，这样必然会提早引爆双方的直接冲突。因此张学良一直设法在拖延派兵进入热河的时间。
不过关东军对于夺取热河，根本是有关占领满蒙成败的战略设计，因此这已经是日本政府、军部以及关东军共同的政策目标，只待适当时机来临，就必然会动手。在关东军开始调兵遣将、准备部署进攻热河之时，其驻扎在山海关外围的部队，却抢先一步行动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晚间，日本榆关铁路守备队队长落合甚太郎少佐，借口关东军受到中国军队的手榴弹攻击，对中国守军提出了无理的要求，再要求不遂的情况下，于一月二日对中国守军发动军事攻击。
由于当时张学良担心东北军与关东军会在山海关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只布防极少的部队在山海关阵地，名义上是一个团，实际是只有两个营而已。而根据辛丑和约的规定，中国从山海关经天津到北平的铁路沿线，是不准建筑防线，与增加驻军的。日军的攻击在遭到中国守军的反击之后，关东军立刻就调动第八师团部队，以及日本空军与在渤海的军舰，以强大的联合火网，猛攻戍守山海关阵地的东北军。在兵力与火力悬殊的情形下，东北军惨烈的抵抗日军的攻势，但却无法扭转敌众我寡的劣势，山海关以及附近的战略阵地，就都被日军占领了，这使得中国在热河的防线，出现了侧翼洞开的危急状况。
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武藤信义非常清楚的知道，假如日军不能迅速地夺取热河，而将中国军队逼到长城以南，那么东北的义勇军，就会继续有后援而反抗满洲国与关东军；更为重要的是，当假想敌苏联发动攻击在东北的日本部队时，日军需要有更为广大的战略纵深进行防卫反击。不过在当时，东京的参谋本部仍然认为，关东军进攻热河的时间应该适当的延后，因此特别派遣总务长梅津美治郎大佐前往东北，要求关东军谨慎从事。但是武藤坚持，用兵就是要能大胆的出敌不意，由于武藤在日军中崇高的威望与地位，因此参谋本部也就不再反对武藤的用兵计划，转而支持关东军在一九三三年年初进军热河作战计划。
这时的日皇裕仁，已经沉湎在日本帝国扩大版图，以及皇军神威无敌的热情之中，对于武藤的进军热河计划，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与赞成，因此立刻颁布敕命，允许关东军进兵热河，成为日本正式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作战敕令[3]。武藤大将在奉命之后，在一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连发三道进军命令，派遣第六、第八师团与第十四与三十三混成旅团，加上所招降的满洲国的汉奸部队，总计八万多人，果断的向热河发动三路攻击。不过当时武藤所奉的热河作战敕令，是只准关东军在热河地区之内进行作战，敕令特别规定，关东军不得越过长城防线，进入中国的关内，以免国际社会对于日本造成过多的压力。但是武藤的热河作战计划，却把作战重心，放在攻击长城与威胁平、津。
武藤的热河作战计划大体如下，他下令第六师团与满洲国的汉奸部队，一面招安，一面奔袭攻占热河北与东部，在得手之后，然后立刻向南旋转直切中国军队的长城防线。而第八师团与两个混成旅团，则是直接先进攻热河南部的中国守军，然后就地南攻长城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