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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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阿里山的两天多的时间里，蒋介石始终没有一丝笑容。
这就是败走台湾时的蒋介石。
第三节别了，司徒雷登权衡利弊，美国大使滞留南京“中共军队进逼长江北岸，南京政府行将迁往广州，美国大使馆何去何从？”在位于南京西康路的美国驻华使馆内，司徒雷登正苦苦地思索着这个问题。
司徒雷登是一个和中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物，他于1876年生于中国杭州，父母都是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1896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州汉普登—西德尼学院。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在金陵神学院任新约教授。1919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开办的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在马歇尔的建议下，1946年7月，他开始任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在对华关系上是个自相矛盾的人，他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进行内战，并企图培植“中间势力”。他曾选定蒋介石做为他在中国实现理想的人物，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化身。后来，他又支持逼蒋“下野”。对大使馆的前途问题司徒雷登早已有所考虑。或去，或留。让他费尽了心思。最后，他权衡行弊，决定还是留在南京为妙。
早在1949年1月19日的一个外交使团会议上，司徒雷登与他的外国同行们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各自向自己的政府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事实上迁往广州，每一位大使就从其下属中选一名高级官员随往，可能的话，再伴随一些其他人。从未来的角度看，大使本人要在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一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司徒雷登和其他国家驻南京使团的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外交使团随行。可司徒雷登对走已经不感兴趣了，他有足够的理由婉言拒绝昔日的盟友的邀请。
4月中旬，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司徒雷登考虑到谈判有可能破裂，届时国民党政府势必将会正式邀请外交使团南迁广州。为了促使国务院作出留驻南京的决定，他于12日主动给国务卿艾奇逊发去一份建议电，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行动方针：（1）接受李的请求，随李氏飞往广州。
（2）置李南撤于不顾，美国使团与其他使团按兵不动。
（3）在李请求南撤而南京尚未被占之前，华盛顿将我召回述职。
对于这三种方案，司徒雷登强调指出，“我本人较倾向于留在南京（第二种选择）”。接着，他用很长一段文字，详尽地论证了留在南京是何等必要。
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复电司徒雷登，命令他留在南京。司徒雷登怀着喜悦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国务院“答复了我们大使的电报，批准了行前我留在南京的建议——我非常高兴。”
4月20日傍晚，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开始挺进江南，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顷刻间被摧毁，国民党守军狼奔豕突，仓皇向南溃逃。在南京方面，隔江相望的人民解放军虽然还未南渡，但是大军云集北岸，足以使南京政府的要员们惊慌失措，急急忙忙地开始撤退了。
眼看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城，司徒雷登再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
22日早晨，司徒雷登刚刚用过早餐，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便急匆匆地来访，代表李宗仁代总统正式邀请美国大使馆移驻广州。
但是，司徒雷登仍然不想离开南京。叶公超见他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勉强，独自悻悻地走了。
拒绝叶公超之后，司徒雷登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今兵临城下，难免人心浮动，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会不会改变初衷，接受叶公超的邀请，跟着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呢？前些天，他曾向国务卿艾奇逊打保票，说如果美国使馆坚持留在南京，那么北约组织国家的使团都将会与我们协同一致，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使团山必将如此效法。司徒雷登想，万一那些外交官说话不算数，突然间变卦溜了，那可不好向上司交代。
想到这里，司徒雷登立即拿起电话与各外交使团联系，建议召开一个紧急协调会议。
在这时候，各国的外交官都十分紧张忙碌，哪里还顾得上开会呢？所以，司徒雷登整整忙乎了一上午，直到中午时分，外交使团的会议才开始举行。司徒雷登先把决定留在南京的想法说了一遍，要求各国使团与美国使团保持一致。这一建议再次得到赞同。特别是北大西洋集团各国的大使，都一致表示要向美国看齐，安心留在此地，并立即向各自的政府建议不要下令将使馆迁往广州。
在面临撤与留的最后时刻，司徒雷登又一次向国务院建议，要求允许大使馆在共产党政权在南京建立之后继续不定期地留在这里。很快，这一请求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并指示他在南京呆到共产党在那里建立了稳固的政权为上，届时再回华盛顿磋商。
说来也怪，司徒雷登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留在南京呢？原来，他的目的是想寻找机会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触，借以宣传美国的主张，表明美国的态度，以求阻止共产党制度在中国建立。这是司徒雷登本人3月10日在给艾奇逊的一份电报中透露的。他在那份电报中说，一旦有机会与中共领导人会面，他将首先提醒对方，美国对中国一向以仁爱为怀，给了许多援助，希望不要以怨报德；其次，美国承认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中国也不得建立共产党制度，否则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将会利用一切手段“给中国人民恢复真正的自由”。
司徒雷登之所以如此狂妄，还因为他自以为有一些特殊的理由。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期当时对司徒雷登有这样一段评价：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经历；而且，作为前燕京大学的校长“据说该校有近50％的学生在共产党阵营中”，“在和许多中国人的关系中”他都处于“老师的地位”。司徒雷登本人也相信，这种师生关系可以使他接触到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他过去常对别人说：“师生关系是中国伦理道德中的基本概念，我作为许多年轻共产党领导人的老师，将会使他们制定出有利于西方的政策！”
与黄华会谈大失所望在南京解放的最初几天里，司徒雷登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内心很不平静，几天来，他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共的一举一动，他多么希望，随着中共军队的进入，南京城会出现烧杀抢掠的局面，会遭到民众的反对。然而，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虽然随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所见所闻，使他既为国民党人的贪婪、懒散和腐败深深痛惜，又对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感到不寒而栗。
想到这些，司徒雷登再也呆不住了，他要利用自己特殊的身分实现既定的目标。但是，情况并非司徒雷登所想象的那么乐观。中共已经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原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同时宣布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并主张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司徒雷登作为一个普通的“外国侨民”，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严格坚持民族独立的尊严的中国共产党，再也不能像以前对待国民党那样为所欲为了。
就在司徒雷登一筹莫展之时，傅泾波给他带来了一个他自认为显然有利的消息。傅泾波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还在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作为学生的傅泾波就是他的助手，在后来的外交生涯中，司徒雷登又把傅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同伴和知心朋友。
傅泾波告诉他，据可靠消息，中共方面已派黄华为南京外侨事务处主任，黄华之所以来南京，是专门为着与留在南京的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
听到黄华的名字，司徒雷登心中一动。他知道，黄华是自己从前的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并且和傅泾波还是同班同学。“这倒是个好机会，”司徒雷登高兴地对傅泾波说，“假如与黄华的这层关系能有其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为了尽早同黄华取得联系，司徒雷登于5月6日先派傅泾波出面接洽。
第二天，黄华与傅泾波会面，傅泾波首先代表司徒雷登申辩说，他一年来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认识的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触。傅泾波并表示，司徒雷登甚盼与黄华会见。
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分到司徒雷登的住处与其会晤。
望着风华正茂而又肩负处理南京外侨事务重任的黄华，司徒雷登不禁回想起4年前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时所说的一席话。当时，毛泽东对他说：“现在延安有许多你以前的学生。”司徒雷登不无得意地回答说：“我希望他门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如今，眼前这位学生能为他这当老师的解忧排难吗？
想到这，司徒雷登一古脑地讲出了许久以来的想法。他谈到美国人和其他非共产党人士对中共主张的马列主义的恐惧；他认为所谓世界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等于宣传颠覆性的干涉或武装侵略是既定政策，这都将给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带来威胁；他甚至还想提出，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以此来威吓眼前这位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