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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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孔祥熙学业期满，获得欧伯林大学硕士学位。在回国之前，他挖空心思利用欧伯林大学的美国人思念庚子在太谷被杀同学的心理，建议在太谷创办一所纪念学校。他的这个建议正合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立刻得到了欧伯林大学的美国人的支持。他们成立了一个叫“铭贤社”的组织，积极筹划资金以帮助孔样熙办学。于是，孔祥熙回国后，铭贤学校就在太谷南关办起来了。所谓“铭贤”者，“盖取纪念庚子为道殉难中西先烈之意也”。就是说它是为了纪念被太谷义和团杀死的6名美国传教者和20多名中国教徒的。“铭贤学校”的英文名字是“山西欧伯林纪念学校”。在美国方面看来，这个学校只不过是欧伯林大学在中国山西省的一个分校而已。
孔祥熙办铭贤学校固然也费过一番苦心和劳碌，但总的说来是很便宜地捞到了一个校长的职务和名望。铭贤学校的经费是由美国公理会拨付的，从一些资料看，初期还比较紧，尚需孔奔走募集。1925年，孔样熙二次赴美接受了法学名誉博士后，他一下子就募得美金75万元（一说100万元，又一说为140万元）。这笔钱存入了美国银行，每年利息即可得3万5千元。按时由美方寄来充作办学经费，至于这75万美元究竟怎样募来的，限于资料，笔者尚难弄清。但有一说是来自美国科学家、电解铝法的发明者查理·马·霍尔的捐款。笔者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铭贤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上有霍尔的画像，并承认他是该校大笔基金的提供者，但没有标明捐款的数量。铭贤学校自1907年办起后，到1909年，由于南关地方狭窄，便同原设在东关孟家花园的贝露学校互换了校址（今山西农业大学）。接着，孔样熙对校舍进行了扩充和建设，对埋葬在该处的中西教徒墓丘进行了整修，辟为花园。不久，孔还在铭贤学校南面买了一块空地，建立了孔家的新坟莹（孔家在程家庄本有祖坟）。这样，铭贤学校就成了孔祥熙一生中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成了孔氏事业的“发祥地”。孔祥熙一生对铭贤学校是十分重视的。虽然自1919年后，他就很少顾及校务，也很少在学校，但校长之职始终不曾让给别人。他在南京、上海做官时，铭贤学校的重大校务也得向他请示，而且他也经常要回铭贤学校看看。抗日战争爆发后，孔祥熙随南京政府到了四川，铭贤学校也从山西迁到四川的金堂县。铭贤学校仗着孔的势力在地方上也曾干过许多横行不法的事。学校曾包揽过词讼，窝藏过杀人犯，甚至连铭贤学校的学生在太谷大街上殴打警察，都无人过问。
孔祥熙如此重视铭贤学校是因为铭贤学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起了重大的作用。首先，铭贤学校使孔样熙和美国老板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关系更加密切。其次，铭贤学校为孔祥熙在国内赢得了名声。而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则在于铭贤学校为孔祥熙的政治发迹作了组织准备。后来，孔到国民政府做官，手下的人大都是铭贤学校的毕业生，在国民党政府中形成了一支“铭贤派”势力。象蒋守一、戎叶厚、乔畏三等人都先后在蒋政府担任要职。他们和孔祥熙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师生关系。言听计从，配合默契，大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势。
孔祥熙留美归国前曾向欧伯林大学的美国人表示，愿牺牲其他之较优位置，而专任铭贤之创设。那么，他是否安心于当铭贤一校之长呢？否！孔祥熙的野心是很大的。他只是一时在中国还找不到自己的用武之地，苟居学校罢了。在铭贤初创的十年里，他在校时间虽多，但密切注视着政局的发展和经济行情，一有风吹草动，看到有机可乘，就全力以赴地迎了上去。
在这10年间，政治上最大的变动就是辛亥革命。1911年10月29日继武昌起义之后，太原也发生了暴动、太谷紧靠省城，自然受到很大影响。孔祥熙对此抱什么态度呢？他首先是在铭贤学校组织了一支学生军，继而又和太谷城内的巡警、巡防队、商团等联合组成了一千多人的“营务处”。孔当了营务处的总办，他身着戎装，斜挂腰刀，策马于太谷城内四条大街，指挥守城防卫。这件事，一直被孔之门徒们誉为孔参加辛亥革命的“壮举”。辛亥革命之后，山西政局一度很不稳定。在这动乱之时，孔样熙并没有冒失地投入山西政治斗争的旋涡。1913年，孙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这时，孔祥熙失偶不久，心情沮丧，恰逢全国基督教青年会聘请他担任留日中华青年会总干事。于是，他就出国到日本去了。孔的日本之行是他政治上飞黄腾达的重要阶梯。这一来是由于他在日期间认识孙中山先生，参预了一些革命活动，在国民党中混出了一点名声。而更重要的是在留日期间，他和宋霭龄拉上了关系，并结了婚。后来孔便和孙中山先生、蒋介石成了姻兄弟。特别是在蒋介石得势后看到孔样熙善于抓钱，就把他紧紧地拉在身边，让他当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为他敛财、管钱。因此，人们在评论孔祥熙时，常说他是“因妻得官，因官发财”。这是很有点道理的。
两块银元的撞击1910年，孔祥熙娶了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孤女为妻，她是在太原教会学校长大的。他们在一起很幸福，但她身体瘦弱，患有肺病。1913年8月，袁世凯在北京擅权之际，孔的年轻的妻子逝世，孔心灰意懒，便随一群“自由派”东渡日本。那年秋天他会见了宋查理。那时孔已经被任为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查理一眼便看出这个年轻人正在飞黄腾达，于是马上邀请孔到家里吃饭。宋查理是同孙中山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之一，1913年7月“第二次革命”开始后，袁世凯下令捕杀孙中山，孙便逃亡日本，年底到达东京。宋查理感到也去国外一避为好，而且要全家随行才是。于是把虹口的家贴上封条，带上一家老小——霭龄、庆龄和幼子子良和子安（美龄和长子子文当时仍在美国读书）——护着宋母一同来到法租界，登上洪帮的一艘快艇，在江水深处换乘洪帮的轮船，涨潮启碇，驶向神户。
出乎查理所料，孔祥熙1906年在纽约时，曾在一次宴会上和宋霭龄见过面，其时她从梅肯北上，而孔则是耶鲁大学研究生。当晚，孔祥熙向宋家人夹叙夹议地讲了自己的冒险经历。此后，他便成了宋霭龄的俘虏了。
关于宋霭龄美国传记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有以下描摹：宋查理终日忙碌，他正在成为百万富翁，又承担着革命党执行秘书的责任，与流亡异邦的孙中山博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最喜欢的孩子是霭龄。她是一个顽皮的姑娘，容貌平常，胖胖的活像个树桩子。但她聪明伶俐、天生的精明。宋查理走到哪儿都带上她，让她去参观印刷厂、面粉加工厂、卷烟厂和纺织厂的内部生产或工作情况。他们乘坐私人黄包车。他的车夫又当他的保镖。在街市里到处走时，他向霭龄揭示上海市在其外表下隐藏着的一股弱肉强食的潜流。这些都助长了她敏锐的天性。霭龄成了他办公室里的常客。商人们到办公室来花言巧语弄走她父亲的钱，或拉她父亲加入前景莫测的投资时，她则坐在那里，从侧面不动声色地、冷静地观察这一切。
到了5岁，霭龄要求上学，母亲却不以为然。查理带霭龄去见中西女塾校长海伦·理查逊。这是上海最时髦的外国学堂，是以曾经使宋查埋过上清苦的传教士生活的麦克泰耶勒主教的名字命名的。理查逊女士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女子、一位颇有建树的教育家。宋查理和她挺熟。一段时间以来，她了解到宋查理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要解决：他的长女非常早熟，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
理查逊女士听宋查理讲述了情况，同意接收霭龄作特殊生，由理查逊女士亲自辅导。这种安排与查理在圣三一学院享受到的待遇不无类似之处。理查逊女士明白，为照顾霭龄有必要通融一下，改变学校的某些规定。
开学了，宋霭龄辞别了母亲，跟父亲一起去中西女塾。许多年后，她的女友项美丽谈起她第一天上学的情景，还记得清清楚楚：她穿得整整齐齐，身着花格呢上衣，绿裤子；两条辫子扎着缎带；右口袋里装着一盒奶油香糖，左口袋里是一盒又苦又甜的巧克力。另一辆黄包车跟在后边，车上拉着崭新的黑色小箱子，里边装的是她的衣服和个人用品，所有东西上面都工工整整地写着寄宿学校的地址。
宋查理把宋霭龄留在理查逊女士的书房里，直到他关上沉重的房门离去时，她才哭泣起来。
宋霭龄在中西女塾极受欢迎。这使众人感到有些意外，而宋查理则不以为然。她成了给学校带来吉祥的女主角。夏天，她在虹口的家里度过暑假。经过两年的单独辅导，她打好了底子，可以同其他学生一起上正规的课程了。在她长到能够自己坐在自行车上时，宋查理带着她，驶过外滩，来到南京路上，在绿荫如盖的梧桐树下骑车兜风。宋霭龄10岁那年，宋查理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她常常骑车飞奔在外滩上。南京路与黄浦江相交处，有一个锡克族巡捕指挥往来车辆，宋霭龄常常围着他奔驰。
1903年，宋霭龄已经13岁，查理打算送她去美国读书。征得女儿的同意，他去请教老朋友伯克，他是上海布道团主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