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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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停售、朋分、犒赏等等都是孔的面谕，档案中遍查并无孔的片纸只字。陈将这情况一一报告俞鸿钧，俞即关照那个稽核写份书面报告，直接送俞，并说以后此事由他直接处理，之后陈即未再过问。在俞鸿钧向蒋介石复命的同时，忽然，监察院根据“参政会”的质问案，派人到中央银行检查。监察院公布的检查结果是在中央银行职员朋分公债问题上大做文章，而且冠冕堂皇地对郭景昆提出弹劾，将郭景昆移送法院扣押法办。至于对利用堂名套购数千万巨额美金的问题，则根本没有触及，而这时孔本人已经大摇大摆地从美国回到重庆了。在当时的情势下，有人很为孔担心，可是他却若无其事。郭景昆被法院逮捕时，请了端木恺律师辩护。孔竟以爱护部下的姿态，经常与端木恺过从，研究怎样为郭开脱。同时国库局长吕咸看到郭被捕，坐立不安，因为发给国库局职员这笔美金公债，孔只是口头同意，没有证据，等孔一回国，吕咸写了个倒填年月的签呈，恳求孔补批，孔居然也照补。至于在押的郭景昆，经过端木恺的奔走，名义上是郭的辩护律师，实际上是孔委托的代理人，过了几个月就被宣判无罪释放。孔还在范庄设宴，为郭压惊，拉郭坐在上席，频频说：“K·K（郭景昆英文名字的缩写）辛苦了。”一场天大的风波就此平息，主角和爪牙就这样全都逍遥法外。端木皑后来向好友透露说，孔这人很够交情，在他承办这件案子的过程中，曾陆续送他不少；抗战胜利后，由重庆来上海，还送他一笔为数不少的安家费。端木恺过去一无所有，到上海后，执行律师业务，排场阔绰，俨然一家富翁。
孔贪污盗窃巨款，何以敢从容不迫到如此程度？他背后势必有一个更有力的靠山在支持他。在重庆时，孔的秘书夏晋熊就有个疑问：为什么以郭景昆的地位，不仅能做宋霭龄的座上客，而且有时也受到宋美龄的单独邀请。当蒋介石要把吕咸撤职，孔祥熙还通过来美龄向蒋介石求情，让他自动离职，以保留面子。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看谁是此案的共同策划人，也就不无脉络可寻了。
孔祥熙表面上像个宽宏大度的好好先生，可是骨子里却拼命抓权，而且时常随心所欲，滥用权力，把国家大事搞成一团糟。他往往埋怨中央银行两个副总裁不管事（一个指挂名不到行的张嘉璈，一个指吃粮不管事的陈行），把工作压在他头上。可是事实上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任免一个小职员都要经过他过目、亲批。他把人事大权抓在手里，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更便于结党营私。财政部人事司长是他的铭贤中学门生、山西太谷小同乡高晓楼；中央银行人事处处长潘益民是他的多年部下，以精于“相术”博得孔的宠幸。潘在早年时期即说孔是大富大贵相。在中央银行里塞满了孔的山西同乡，其中以大谷铭贤中学学生最吃得开。例如官邸秘书处原有高晓楼，后来孔的另一秘书陈延礼，倚仗孔二小姐之势爬上来，收集了高的贪污材料，向孔告发。因为证据确实，孔把高撤职，但撤职后，高成天仍在范庄闲荡，哪知过了不久，一跃而做了财政部的人事司司长，大出众人所料。为什么犯了错误，反而升官？道理很简单，高是铭贤学生又是孔的太谷小同乡关系罢了。孔还利用公家的钱，来拉拢部属。每到年底暗中分别送钱，用的是山西裕华银行的本票，以装成是他自己掏的腰包。当时国民政府对各机关、企业的经费，表面上也有个预算制度。每次核定各省市预算时，行政院会计处和财政部要举行一系列的预算会议，制定后，各省市预算的追加和移用，必须呈请行政院核准。但是只要走通孔的门路，各省主席和各省财政厅长直接上个折呈（当时在范往盛行这种封建时代用的折呈风气），经孔一批，预算可以任意追加，经费也可任意移用。有次甘肃省要追加一笔巨额预算，屡次向行政院请求，未得结果。那时该省的财政厅长是由官邸秘书处外放的陈立廷担任，省主席朱绍良又跟蒋介石有多年关系，陈抄近路直接签呈给孔，立即批准。事后，连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都发牢骚说，还要我们这些人何用？
到了抗战后期，孔祥熙政声狼藉，由内到外，愈来愈臭。美国政府的要人们也对孔连续指责。1944年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来重庆，和中国政府商谈问题。当涉及到经济事项时，居里曾大骂中国政府的贪污腐败，特别提出中国要人的子女有170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寓公生活，其中点出了孔的子女和孔手下红人徐堪的儿子。
另一次是司徒雷登从北平到重庆，试探孔是否愿意在抗战胜利后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获孔同意答复后，立即打电报向美国燕京大学托事部建议，但美国来电明确对孔拒绝，认为他政治色彩太浓，而且政声不好，说明华盛顿对孔的印象，确实太坏了。
美国朝野这种态度，使蒋介石不能不对孔重作考虑，加上参政会揭露美金公债案，弄得满城风雨，民怨愈积俞深。在这种形势下，蒋要再庇护孔，对自己将造成大不利。于是1945年初，走马换将，把当时被华盛顿支持的宋子文放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没过多久又任命俞鸿钧为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据俞透露，蒋曾亲自找他去，要他接任这两个位置，并要他转告孔祥熙，解除一切职务。俞执行这个使命时，着实感到为难，以蒋和孔的关系之深，而要俞鸿钧来传递这一不愉快的消息，显系蒋在部属面前故作态度，也可能是因为俞深知美金公债案内幕的缘故。
第三节宋子文舍官居富接收中最大的贪污集团1945年，宋子文刚正式登上行政院长的宝座，便面临着小日本战败后国民党的大接收。为了独吞胜利果实，宋子文的第一招就是通令全国，凡是接收的敌伪物资概由行政院统一处理。宋子文以行政院长名义宣布：1。敌伪物资不能化整为零，致受贪污和其他损失；2。复兴伊始，接收为一件大事，必须由行政院统一处理，款项统归国库，既可使法币回笼，也能平抑物价；3。将来要求日本赔偿时，可以按收回数额作为部分根据；4。因此将全国分为四区，每区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代行政院接管敌伪产业，分别处理。计一区为沪苏浙赣区，局设上海；二区为河北平津区，局设北平；三区为青鲁豫区，局设青岛；四区为穗粤桂区，局设广州。
这样，一切敌伪工商企业的接收，尽管你抢我夺，但最后的处理却掌握在宋子文的手里。他把接收的大权抓到自己手里之后，就可以择肥而食，把最重要的敌伪产业纳入豪门资本。
宋子文的聚敛手段可谓炉火纯青。比如，他借口敌伪产业大都不适宜于国营，授意行政院颁布了一个转让民营的条例，规定凡顶承敌伪工商企业者，如一次付清价款，可按估价7折付款；由国家银行担保者，可先缴价款三分之一，半年内续缴三分之一，一年内缴清。如此冠冕堂皇的“条例”表面上似乎颇公道，但实际上是一切大的工商企业全被握有银行资本的豪门所取得。他们可以利用压低估价、借款、抵押以及法币的贬值等，不费分文的代价占有许多大企业。
就纺织业而言，当时，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处的纺织工业，成为接收中重要的争夺对象。
在上海，有“棉纱大王”美誉的荣氏家族，想乘机加强他们在上海纺织业中的霸权地位。因此，当国民政府经济部派遣张兹闿为苏浙皖接收特派员到上海接收工厂时，荣家便设法推荐他们的得力助手顾鼎吉参加接收工作，意欲摸清上海日商纱厂的设备状况，准备政府拍卖时，抢先把好厂弄到手。在青岛，抗战前起家于石家庄，武汉的裕大华纺织公司大股东石凤翔、苏汰余、黄师让等也想乘机取得日商在这里的60万锭的纱厂设备，他们特地派遣祝士刚、李庄寿等随政府接收特派员赴青岛接收日本纱厂。
当这些资本家纷纷动手争夺之初，宋子文丝毫不动声色，一俟这些地方的接收工作将进入处理阶段，宋子文突然出动，把全部接收了的纺织工厂一把抢尽。1945年11月成立了由他直接指挥的“经济部纺织事业委员会”，任命朱云章为主任委员，王仰先、李伯升、吴味经等人为委员，把全部接收的纺织业的行政管理都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帮人又全是宋记财团的重要角色。
继“经济部纺织事业委员会”之后，宋子文又成立“中国纺建公司”，以朱云章为总经理，李伯升、吴味经为副总经理，作为全国纺织业的托拉斯，全部垄断了上海及全国各地接收的纺织工业。至此，在接收处理中，纺织业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斗争，以宋记官僚资本集团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此外，在矿产、金融、交通等诸方面的接收中，宋子文的资本集团也如法炮制，捞得了最大的好处。因此完全可以肯定他说，宋记官僚资本集团是接收中最大的一个贪污集团。
秘密外交1945年2月间，当德国法西斯即将败亡的时候，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除讨论了击败德国的共同作战行动和战后占领管制等问题外，还秘密通过了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协定。他们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作出了苏联恢复租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大连港国际化，外蒙现状不变，千岛群岛交予苏联等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