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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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瞧不起新中国。派兵侵入朝鲜后，没想到遭到中朝军队的惨重打击，损兵折将，弄得临阵换帅，大丢其面子。在无可奈何情况下被迫进行停战谈判，却又想摆出过去威风的架势。
毛泽东在考虑中国参加谈判班子人选时，首先想到了李克农，并要李克农坐镇开城。他对李克农说：是我点了你的将。
历史不能倒回去按后人的愿望有希冀重来一遍，也不能依据假设重演。
但在这里，为了说明李克农和他的战友，姑且假设一下。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许多领导人，如王明、博古、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陈宗瑛。。将难逃国民党的魔爪。CC特务头子陈立夫曾遗恨、沮丧地哀叹道：只晚了5分钟，否则，周恩来等共党首脑将被一网打尽。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毛泽东在领导中央苏区反围剿时，很难说会如此及时、准确地掌握蒋介石的军事部署而赢得胜利。
历史造就了李克农等人。1928年春，李克农逃离家乡来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中共中央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顿悟到要生存、要战斗、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一个特殊机构，确保“知己知彼”，以求“百战不殆”。于是由周恩来等筹划建立了中央“特科”，设法获取敌人的军事动态、政治动态，铲除奸细，惩治叛徒，筹备活动资金，保证秘密交通，保护要人安全等等。
周恩来指示李克农，趁国民党CC特务组织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为名，实为扩大特务组织之际，以公开应试的方式打进去。李克农在极短的时间，掌握了应考的必备知识，以优秀的成绩名列第一。
这个无线电管理局，是国民党CC头于陈立夫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用来掩人耳目的，由陈立夫的亲戚徐恩曾掌管。
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庆幸自己觅到一员干将。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官虽不大，却管着全国的无线报务员。这正是获取情况最好的位子。周恩来早就想把国民党初建的这个机构拿过来为我所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
徐恩曾得意地夸耀自己有三员干将：贴身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坐镇设在南京的特务首脑机构——“正元实业社”兼管“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有他们3人，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全国南北，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内部各派，或者其它党派的情报会以最快的速度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3人奉周恩来之命组织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由他和“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
徐恩曾十分器重他们，特别是钱壮飞，因是同乡，又有才干，连机密电报也交他翻译、分类整理。
徐恩曾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得力干将，竟是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他引以为豪的特务网竟由共产党员替他出谋划策建立起来；送到陈立夫、蒋介石面前的绝密情报竟有一份复制品同时放在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面前。
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赴苏访问。李克农一直护送到中苏边境满洲里。
李克农除了谈工作，还陪毛泽东聊天，讲故事说笑话。李克农完全是一个事业型的革命家，当然也不放过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讲讲情报工作。一天早饭后，李克农笑着问毛泽东：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来了兴趣。他没说下去，看着李克农，等待下文。
李克农说：他的第一件事是看情报要点，否则，这一天不知该说什么话，办什么事了。
毛泽东猜透了李克农的弦外之音，故意绕着圈子说：我和美国总统不同，是随来随看，不怕多，只怕少。你这个克农，还要给我上课？好，这回去莫斯科，还要和斯大林唠叨你们那摊子事呢？
毛泽东和斯大林商谈了情报合作的事情。
李克农奉命访苏，研究合作的具体事宜。
苏联情报专家来了。他们的观点、做法和中国很不同。尤其对公开情报如何获取，李克农赞赏并实行的基本做法是95％从大量公开出版的报刊资料及有关报告中分析而得。只有5％靠秘密情报手段获得。
苏联情报专家却卑视公开情报，嘲笑说公开情报不如克格勃手段获得的有价值，而且层次太低。要李克农按照苏联那一套去做。
李克农不同意，矛盾由此产生了。
在一次会议上，苏联专家揶揄公开情报是用来搪塞中央的遮羞布，没有真东西。苏联专家洋洋自得地说：用金钱、美女加毒药，才能获得货真价实的情报。。李克农一拍桌子站起身，打断苏联专家的话：你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年代里，维护中苏友好关系，一切尊重“老大哥”、“向老大哥学习”是政治原则。李克农竟当面顶撞，这还真是要有胆量和魄力的。
在中苏情报合作的年月里，毛泽东要李克农对苏联专家毫无保留，即使是最核心的机密也要讲，好比脱裤子，全身光溜溜的，让人家看个够。
对毛泽东的指示，即使有不同看法也要执行。
苏联专家似乎很关心中国的情报工作。一个一个部门的听汇报，作记录。在中苏关系破裂前夕显得格外认真，记得也特别详细，并且立即送回莫斯科。李克农一一看在眼里。他对脱裤子有一个通俗又精辟的说法：浑身脱得光光，(禁止)暴露无遗，心里的秘密，只要不吐出口，你就看不到，也就不知道。
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情报专家以为满载而归。事实上，我国的情报工作未受多大损失！
李克农是否留一手？
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李克农曾给朝鲜提供过不少情报。得到毛泽东的夸奖：李克农干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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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毛泽东点将李克农时，他正犯哮喘病，时好时发，平日常用药物控制病情，要想入睡非打吗啡不可。可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李克农思之再三，怕贻误大事，把自己的病情向毛泽东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
毛泽东反复权衡，最后仍然决定要李克农去。
李克农忠心耿耿，抱病出征。他原以为不用多久，连大衣都不准备带。
谁知一去两年，靠坚强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他竟然顶了下来。
1951年7月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报文第一句话开宗明义：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
中朝两国商定：对外以朝鲜人民军为主。实际上谈判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
毛泽东又指派柴成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
谈判桌上无戏言。字字句句都得反复斟酌。面对世界头号帝国主义，要在谈判中取胜决非易事。此次谈判，中朝联合，还有一个国际关系。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必须既要沟通，又要尊重，倍为复杂。
谈判班子分为一、二、三线。
一线直接出面谈判。乔冠华、柴成文为二线。柴成文是联络官，往返联系。李克农隐居三线，掌握全盘。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金日成电文往返。有时一天十几份，工作极为繁重，李克农常常边开会边大把大把服药。
李克农和彭德怀，一个打得坚决，毫不手软；一个谈得耐心，针锋相对丝毫不让。
战俘问题争执日久关于战俘问题，中美双方争执日久。
早在1951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李克农在代表团的会议室召开一次小型会议。传达中央制定的谈判方案。当谈到交换战俘问题时，李克农呷了一口热茶说，“我们主张收容多少交换多少，俘虏才是真正的不幸的人。交换俘虏，既有国际公认的准则，又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估计不难达成协议。”
讲到这里乔冠华插话说：“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他竟污蔑我方杀害战俘。当然捏造总捏不圆，他所指的81师23团，我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而且美国国防部也说汉莱的声明没有事实根据。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莱同记者们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100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作什么文章。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乔冠华的预感，显示着一位外交家的成熟。没过多久，这个问题便成了达成停战协议的主要障碍了。
释放战俘，是交战双方各国人民普遍关心的一个人道主义问题。无论哪个士兵的父母，如果得知他们的孩子被俘了，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亲人能早日回来与家人团聚。收容在双方战俘虏们的反应更为强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下的“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第十二战俘营和平委员会”，发表的《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书》说：“我们希望回家，对我们当中许多人来说，这是我们在朝鲜当战俘以后的第二个圣诞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