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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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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章

书籍名:《金陵新传》    作者: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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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局本部各部门及驻渝外勤机关负责人中少将级以上的大特务,一共20余人。

当到会的大特务们得知戴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时,不啻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炸响。多少年来,军统特务们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化身和象征,甚至早已习惯了终日战战兢兢地在戴笠的淫威下生活,谁也没有想过离开了戴笠的意志、权威和漫骂,将如何生存。在过去,特务们均以戴笠的意志为意志,想戴笠所想,干戴笠所干,一切以戴笠的脸色为行动准则,早已失去了个人的意志、人格和思想,一个个几至成了政治上的植物人,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参加会议的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回忆当时的情形,只觉得自己“顿时浑身直冒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呵!”沈醉的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大多数特务的共同心态。

但是,当特务们听说蒋介石命令要选派1个人坐飞机去寻找戴笠时,马上都像被霜打了的庄稼似的,一个个蔫着头。会场上鸦雀无声,谁也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生存是每个特务的本能,何况又是面临着抗战胜利后人人都将升官发财的灿烂前程,谁肯因为寻找老板而被共产党活捉,成为老板的殉葬品,结果断送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一尴尬的场面大大出乎毛人风的意料,他本来以为会上将有一番热烈的竞争,人人都会抢着要去,结果在关系到戴笠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些平时被老板视为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挺身而出,肯去救主。这不啻是对戴笠鼓吹“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的无情讽刺和嘲笑。毛人凤面对这一场面几至要哭出声来。他本是一个代主任秘书,地位与这些“将”字号的大特务只在伯仲之间,资历却远远不如这些大特务,过去他也仅仅是戴笠的传声筒,拉大旗作虎皮,替戴笠看家守门罢了。这些大特务们既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毛人凤也不敢对这些大特务指手划脚。现在戴笠生死未卜,他又如何能一下子指挥得动这些“头上长角”的混世魔王!最后,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声泪俱下地哀求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大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

在会场气氛几至凝固的情况下,倒是年仅33岁的沈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亦非戴笠的黄埔同志,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不惜冒死成行。这也是戴笠平时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效应。

沈醉是湖南长沙人,1932年初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到上海投奔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姐夫余乐醒,由其介绍加入特务处,初任上海区交通员,时年仅18岁。这年的秋天,余乐醒命沈醉送一封信到杭州浙警校面交戴笠。在浙警校特派员办公室,沈醉看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戴笠,中等年纪,中等身材,显得过长的长方形的脸,又宽又大的嘴巴,除了那双又粗又黑的剑眉和精光四射的眼睛让人望而生畏外,其他无一出众之处,不像平时特务们传说的那么可怕。戴笠望着新参加特务处、年仅18岁的沈醉,十分高兴,立即放下架子,亲热、和气地询问沈醉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当沈醉谈到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戴笠哈哈大笑起来,一股同病相怜、惺惺惜惺惺的感情油然而生,亲切地对他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踉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出来的。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作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说到这里,戴笠感慨地讲:“你很幸运呵,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呵!”这一天,戴笠破例跟沈醉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还送给他100元钱,让他在杭州游玩。并亲切地拍着沈醉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同他一道去南京玩。”

戴笠眼里,沈醉是初出茅庐,一张“白纸”,可塑性强,只要稍加笼络,即可培养成自己的心腹。1933年5月,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长徐昭俊因情报屡次失实,被戴笠下令扣押问罪。该组14名组员,个个久历江湖,阅历很深,戴笠却破格晋升乳臭未干的沈醉任组长,并刻意教会沈醉一套驾驭下属的工作方法:一是自己会搞情报;二是奖惩分明;三是恩威并济;四是运用团体纪律。这是戴笠多年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用人思想,轻易不对外人言,却毫不保留地传给沈醉,可见对其希望之殷切。这一次,戴笠调沈醉随自己同入厦门搞策反活动,一则充作助手,协助自己搜集情报;二则让他开开眼界,学习学习;三则进一步考察运用,观其表里言行;四是加深感情,以作心腹。一路上,沈醉把任组长后组里的情况和心里的苦恼一一向戴笠作了汇报,特别是一些老资格的特务对沈醉阳奉阴违,各行其是,极难驾驭。戴笠一边笑着安慰:“年轻人别着急嘛,干什么都要慢慢来”;一边令人不寒而栗地开导:“对部下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那些不服从命令、软硬不吃的就要抓住他的小辫子,狠狠整治一下;杀一儆百,这样他们就不会再不听话了。”

沈醉随戴笠在厦门鼓浪屿完成任务后,很快回到上海,并按戴笠的教导,对情报组进行整顿。通过抓小辫子、杀一儆百以及金钱名誉引诱拉拢的办法,很快使手下的特务一个个刮目相看,服服帖帖。因而也更受到戴笠的青睐和培养。有一次,沈醉发现自己手下有一个叫胡继业的情报员给日本人提供情报,并悄悄搬到千爱里附近的日本人居住区居住。沈醉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决定到南京直接向戴笠汇报。适其时,戴笠儿子戴藏宜因与沈醉相处很好,一次私下向沈醉借了300元公款出去胡花,快到发饷时,戴藏宜仍不能归还,沈醉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也就一不做、二不休,跑到南京去向戴笠讨债。戴笠初听沈醉向他要钱,一时不知所以,等到问清缘由,不由得哈哈大笑。本来,戴笠的凶狠冷酷,在特务处是出了名的。一些跟戴笠多年的老特务,在他面前也不得不唯唯诺诺,恭恭谨谨,敬之如鬼神。但奇怪的是,沈醉这个乳臭未干、新来乍到的年轻特务,却能在戴笠面前谈笑自若,受嗔自然,而戴笠也不怒反喜。他听沈醉说完,连连表扬沈醉做得对,当即给沈醉开了一张300元的支票让他到会计室支取。

子债父还以后,沈醉接着汇报了胡继业一事,并建议开除胡继业出情报组。谁知,戴笠却要沈醉亲手干掉他。沈醉当时仅20岁,当听到要他亲手杀人时,极其惶恐地加以拒绝,可是戴笠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说:“不!我就让你去。”并开导他如何进行心理平衡:“胡继业把情报交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汉奸行为,把他干掉就是为国除奸,就是为民除害”。接着,戴笠写了一张条子,叫沈醉去找特务处技术股和行动股,让他们教会沈醉杀人的办法。临走时,又给沈醉写了一张发“特别费贰百元”的条子,作为杀人的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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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离开戴笠,到行动股领到一把削得又薄又尖的有毒的竹刀,又领得200元特别费,回到上海。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思想斗争,终于在金钱、地位、前程的诱惑、团体纪律的威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的心理解脱下,利用去看望胡继业的机会,将胡继业刺死。从此以后,沈醉在戴笠的精心培植下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杀手。

1934年底,戴笠提拔沈醉兼任淤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长,沈醉从此对戴笠更加忠心不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由此看出沈醉的分量,托人传话给沈醉,要收他为徒,加入他组织的“恒社”。以杜月笙当时在上海滩的名誉地位,此举不啻是项殊荣,但此时的沈醉对此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以杜月笙的阅历和手段,他是不相信会有人在重利之下不上钩的。于是,过了不久,又买了一部豪华轿车送给沈醉。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在杜月笙看来,也是没有人能够对此加以拒绝的。沈醉虽然很喜欢这辆轿车,但他想起戴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得人钱财,就得与人消灾。”受了杜的汽车,就得被杜利用,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戴笠给的,只应效忠戴笠,不应该再去效忠他人。于是断然退回轿车。此举连杜月笙也不得不佩服沈醉的忠心和戴笠的厉害。当时,戴笠的特务处和杜月笙的青帮组织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争夺人才十分激烈,戴笠和杜月笙为了彼此利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加以默许。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黄埔四期生王兆槐就是杜月笙的青帮大弟子,杜月笙手下的弟子陈默也是被戴笠拉进特务处的特务。现在沈醉年纪轻轻,居然能对戴笠矢志不渝,就是杜月笙也深为佩服。

戴笠不久从杜月笙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内心极其骄傲,对沈醉简直是到了十分宠爱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