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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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便召集拥护他的潘其武、袁寄滨、李修凯、毛钟新、沈醉等七八个人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学生统一同学会”，规定凡是抗战期间在军统各训练班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不准另外再成立什么训练班的小组织；已有的应一律停止活动，否则以搞小团体的罪名加以处分。同时还决定，在统一同学会成立后，请郑、唐两人为名誉会长，毛人凤为会长，另外聘请一些与训练班有关系的大特务为顾问。这样一来，这几万名学生便全由毛派掌握。
1947年统一同学会在南京洪公祠保密局大礼堂开成立大会时，军统几十个训练班的毕业学生都派有代表参加，但两位名誉会长因对此事很为不满，却不去参加大会。这个会由毛人凤主持，以后便附设在保密局人事处里面，由李葆初、邓毅夫、徐凤等以总会干事名义处理各项工作，下设联络、登记、福利等组，并在各省设立分会。军统各特训班毕业学生参加该会的达两万名左右，会员都发有一个会员证章，铜质圆形，图案是用一支箭射穿和平鸽。解放前，在蒋管区内到处可以见到佩带这种证章的特务，只有担任秘密工作的才不准佩带。当时，这个小证章简直成了这些特务可以到处横街不法的许可证。一般公开机关中搞特务活动的人，遇见佩带这种证章的，不管与之认不认识，都要客气三分。临解放时，这个会也随保密局一同逃往台湾，一直由毛人凤所控制。
郑、唐、毛三人各有一套，作风也备有特点。郑介民一向以老成持重、深谋远虑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平日喜怒不形于色，很能控制自己，有空便阅读书报杂志，肯用心钻研问题，对国际、国内形势也爱分析研究。他在军统局和保密局的纪念周上讲话时，一向是专作时事报告，极少谈到工作上的问题。有部下去看他时，他也爱讲一些对时局的看法。
抗战期间，有一次他正在和部属们大谈其对日军作战的形势分析时，他老婆柯淑芬就在旁边插嘴，叫别人不要相信他那一套。因为抗战开始时，根据他的分析判断，香港不会有问题，他老婆便信了他的话把许多东西存放在香港，结果日军占领后全部损失。她曾多次当着别人的面气愤地质问郑：“你说香港没有问题，现在怎样？你把我的东西还来！”郑对她这样当面给他出丑，也毫不在意，只是一笑置之。
郑自认为对中共问题素有研究。戴笠在世的时候，也常常叫毛人凤就一些关于中共的问题向郑请教。有一次郑到军统主持纪念周以后，正在休息，重庆邮电检查所长刘之盘把查扣到的一批报刊送给他看。他除拣出其中一两份外，指出一份对刘说：“这种东西粗看像是共产党的，其实是我们的同行搞出来的，不过搞得还不错，连我们的同志都信以为真，一般人就更不容易分辨出来了。”接着他便对邮检方面的工作做了一番指示，教他们如何注意研究问题，不要粗枝大叶，并说，对付共产党是多方面的，我们有些单位是专门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来进行反共宣传活动的，如果把这类东西也扣下来，无形中就替共产党做了工作。
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后，郑跑到军统局找毛人凤商量了很久，接着又把人事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的负责人找去商谈了一阵，最后又把沈醉找去，叫沈在交通运输等方面注意协助他工作。郑介民和毛人凤商谈的具体情况沈醉不了解，以后只知道郑要求军统调派人员时，要选军校出身的，担任过公开军职的，要尽量避免特务身份，同时又希望军统不断提供有关的情报给他。
郑介民派到各地担任执行小组工作的人，都是经他自己决定的。曾任陆军大学调查组组长的邹陆夫和军统军事情报处副处长的胡屏翰派给他时，开始他认为不大妥当，以后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他才勉强同意调他们去。郑去北平不久，却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到北平当了他的顾问。
他在北平工作时，对司徒雷登特别表示亲热，尤其与司徒雷登的亲信秘书傅泾波拉得很紧，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郑突然下一张手令，叫人事处立即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肾某担任北宁铁路警务处副处长，大家对此都感到奇怪，因为像这样一下把一个少校超升到上校，在他平日还从来没有过。后来一打听，原来肯某是傅泾波的妹夫，傅向他提出之后，他立刻给以超级重用。
毛人凤考虑问题非常用心思，别人向他请示重大问题时，他从不轻易马上作出答复。他在工作作风上处处学戴笠，而且想超过戴笠。在他担任保密局长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比戴笠过去杀的人还要多。他对军统内部防范也很严密，生怕别人不听他指挥，特别对外勤各省站站长不放心，和戴笠一样，他把一批江山县籍的译电员派到各省站去工作，暗中监视外勤单位的负责人。
毛人凤在杀人方面，不但秉承蒋介石旨意以多杀为上，更主张斩草除根，连革命人士的孩子都要杀。在重庆进行大屠杀时别人问他，小孩怎样办，他回答：“当然一起杀。难道还留下来等他们长大来报仇不成！”实际上蒋介石指示他杀杨虎城时，并没有指出连小孩一起杀。毛人凤对革命人士如此，对保密局内部也是用杀来对付的。解放前，只要发现特务们有一点投向人民的表现，被抓住了，便立刻杀掉。原任军统南京站长的周镐，曾任重庆稽查处外事组长的吴润荪，在长沙随程颂云先生起义的刘人爵，都是被他杀掉的。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大特务来不及逃出来，他就派人去进行暗杀。因此湖南警保处长兼长沙市长李肖白、长沙绥靖公署处长杨继荣、湖南站长黄康永等逃出大陆后，都不敢去台湾。云南和平解放时，沈醉随同起义，毛人凤也派郑世勋从台湾到昆明准备暗杀沈醉。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到云南，准备指挥李弥、余程万的残部攻打昆明时，毛人凤再三叮嘱汤尧，攻破昆明后，立即将沈醉逮捕解送台湾，以后郑世勋、汤尧被俘与沈醉在一起时，都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
唐纵为人一向谨慎小心。抗战前他在特务处当书记的时候，因戴笠出门去了，在他主持下逮捕了几个改组派的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来，他因此被撤职。后来他随酆悌去德国，在驻德大使馆里当副武官，回来后更加小心。凡是上峰交给他办的事，他总是想方设法去完成，并能绝对服从指挥。所以戴笠把他推荐到蒋介石身边去当参谋，几年间由中校晋升到待从室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蒋介石集团中的情报工作，他认为，只要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便不愁没有出路。他不想多得罪人，所以和政学系、CC派的人都能处得很好。
在郑、唐、毛三个人当中，唐贪污得最少，他搞钱是自己不出面，叫老婆来搞。他自奉比较俭朴，年青时虽在南京和一个女记者打得火热，以后地位高起来，不敢再乱来，因此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弄清戴笠死因在郑、唐、毛大斗法期间，毛人凤的得意之作之一，就是找到了谋害戴笠的凶手。戴笠入土后，马汉三、刘玉珠等人似乎也笃定泰山地认为万事大吉，尽可以高忱无忧，庆幸大功告成，言语行动间便不再处处小心设防，并渐次张狂起来。不想马汉三这一得意忘形，便怠慢得罪了毛人凤，从而留下无穷后患。毛人凤顺藤摸瓜，弄清戴笠之死系马汉三所为，马汉三终致杀身之祸。
马汉三在戴笠生前，因设防戴笠的需要，极力巴结逢迎毛人凤，毛人凤也处处给予援手，交谊甚密。但是自戴笠死后，马汉三认为毛人凤已失去利用价值。军统局局长由郑介民接任，马利用郑主持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和长期坐镇北平的机会，用接收贪污的敌伪汉奸财产将郑“喂足”，郑成为马的大后台。马汉三外有桂系支持，内有郑介民撑腰，下有乔家才（军统北平站站长）、刘玉珠等一帮人作党羽，羽翼渐丰，便渐渐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进而冷落怠慢起来。此时的毛人凤，正一方面等候马汉三将北平捞得的汉奸财产与他分肥，一方面攒足了劲与郑介民争夺军统的天下。他渐渐发现马汉三竟对自己敷衍疏远，而和郑介民打得火热，心里早恨得牙齿痒痒，只是一时不能得手，就命令华北总督察王蒲臣加紧搜集马的劣迹，以便伺机捕杀。王蒲臣是早有任务在身的，他初到北平时，尚受到马汉三的猜忌怀疑，后来王改变手法，表面上处处与马汉三小集团的人同流合污，一起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无所不为。马汉三此时也将王列为可以争取的“自己人”，而渐渐放松了警惕。结果却被王蒲臣将马派小集团的内幕活动打听得一清二楚，报告毛人凤记录在案。1947年12月，郑介民被毛人凤赶走，去当体面的国防部次长，保密局长由毛人凤递升，毛人凤遂决心给马汉三颜色。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于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一职是蒋的囊中之物，自不必说，问题是副总统的人选，按蒋的腹案，早属意于孙科，岂知桂系巨头李宗仁出来力争。蒋盛怒之下，下令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全力支持孙科，并给毛人凤下令，除了所有保密局系统的国大代表必须投孙科的票以外，还要利用特工手段和力量为孙科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