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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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时无论在西南；还是在西北，仍有大约20多万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牵制着。而共产党问题的国际背景，更是难以根本消灭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这种情况，与其用几十万军队去与红军打仗，不如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利用中共深陷困境之势将其收降。更何况蒋介石在他的计划当中，已打出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这张牌，还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对苏战略的考虑在其中呢。
在蒋看来，共产党人的背后是苏联。所以，他考虑共产党问题时必然涉及对苏关系。尽管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英美各国的态度暧昧，而对苏交涉已成为借以抗衡日本入侵的重要法码，蒋介石一直等到1934年对红军的
第5次“围剿”接近成功之时，才开始着手这一交涉工作。显然，蒋介石认为共产党的存在已不对其统治构成直接威胁时，才敢于下决心同苏联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利用共产党势力已经严重削弱的机会才打出政治解决这张牌，也是对苏交涉的一种姿态。
于是，自1935年底开始，国共两党便有着秘密的接触与谈判。关于这段历史，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曾有署名文章《1936年国共和谈揭密》给予论证。该文长达2万5千字，于1994年4月20日至5月21日在《团结报》分九次登刊。
根据杨奎松的披露，从1934年秋天开始，南京政府小心翼翼地加速对苏交涉的步伐，以适应国际之需，但收效甚缓。华北事变发生后，眼看华北五省重蹈东北三省之覆辙，蒋己不能不被迫把“武装抗日”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全力加速对苏交涉，以求苏联在军事上的尽可能支持，进一步成为当务之急。1935年10月，蒋介石明确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了缔结两国秘密军事互助协定的建议，而政治解决国共关系问题，就成为对苏交涉中的必不可少的关键。为此，南京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秘密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探知中共的意愿；另一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要求，劝说中共服从南京中央政府。
经多次秘密酝酿之后，蒋介石在1935年11月底基本上确定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针，其基本内容包含以下4点：（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二）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四）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
国民党开始通过秘密途径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寻找共产党的关系。经秘密寻找近10天，包括释放在狱中的个别共产党人，都未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欲派人秘密前往红军所在地川西和陕北，苦干找不到适当人选，又自知进入苏区几乎不可能。正在这时，回国述职的驻苏武官邓文仪注意到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俄文版《共产国际》第33、34期合刊上的一篇论述中共统一战线新政策的论文，很快找人译出，送交蒋介石而引起他的兴趣。中共在莫斯科提出新的统一战线政策，公开表示愿意联合国内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军队，“兄弟阅墙，外御其侮”，这表明政治解决的想法恰逢其时。既然共产党的后台在莫斯科，其新政策自然也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的，何不直接前往莫斯科，借中共以联苏，借苏联以和共，联苏和共一并解决呢？
12月中旬，驻苏武官邓文仪和国民党重要中委、CC系负责人陈立夫先后衔命前往苏联驻华使馆，会晤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反复重申南京政府联苏意图的同时，明确提出希望知道苏联方面对中共新政策及国民党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具体意见。陈立夫还特别提出，国民党方面有意派一名中央委员前往莫斯科与各方面进行直接的联络，也愿意与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进行政治接触。但对于陈立夫、邓文仪的上述表示，鲍格莫洛夫在未得到莫斯科的有关指示之前，当场只是简单地回答说：“不打算过问有关中国的内部事务。”
12月19日，鲍格莫洛夫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通知蒋介石，苏联政府准备同意与南京政府就军事互助协定一事进行具体的讨论。蒋对此十分满意，并立即坦率提出了请苏联帮助促进中国统一的问题。据原《苏联外交文件》第18卷披露。
（蒋介石）很感遗憾，过去苏中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误会，特别是关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他决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认为共产党像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因为共产党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对此他感到遗憾。他高兴地从我这里获悉，苏联支持建立统一的中国，况且他本人明白，只有达到中国统一，才能保证顺利抵抗外国侵略。没有统一，中国将永远不会强大。若苏联政府能促进（中国）统一，他会高兴的。
随着日本入侵加剧和苏对蒋交涉的迅速展开，蒋介石不能不同时着手从政治上解决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了。蒋之初衷，是建立在共产党军事上已无力与其进行军事抗衡的估计上，希望可以借此机会促使苏联出面，劝说中共承认其权威，把红军交给南京政府改编和指挥，以便实现先安内统一，后攘外御侮的既定方针。
考虑到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国上的占领，将会给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压力，苏联这时的确渴望中国能够实现统一，投入反抗日本的斗争，以便减轻苏联在远东所承受的侵略威胁。因此，它这时也在积极谋求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并主张中国尽快实现统一。但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刚刚通过的关于在中国实现统一战线的方针反映出，斯大林希望在中国实现的是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军队在内的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非是希望中共服从南京。因此，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在答复鲍格莫洛夫的电报中，明确告诉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支持国共两党直接谈判以求建立统一战线，并愿意为此提供可能的方便条件，但仅此而已。电报称：应特别注意蒋介石与中国红军的相互关系。需要指出，我们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如果蒋介石的主要武装力量用于对付中国红军，那么他想怎么安排抗日。我们坚信，蒋介石的军队和中国红军若不实行军事统一战线，就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
如果蒋介石就此同您谈起他希望我们在他与中国共产党中间调停，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请您告诉他，我们不能扮演这种角色。但是，他完全可以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比如，请您转告他，您愿意随时给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代表去莫斯科的签证，不管他前去的目的如何。
远在苏联政府向它驻中国大使发出上述重要信息之前，即蒋介石得知苏联方面同意就军事互助条约进行谈判之后的第二天，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派遣邓文仪赶回莫斯科找中共代表谈判了。邓于1935年12月21日乘苏轮起程。他到莫斯科3天后，蒋介石为避开南京政府内亲日派的耳目，国共谈判亦要有高层人物就近指导与决策，复派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携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以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的随员身份前往柏林，可随时赴莫斯科。
王明、邓文仪首次会晤莫斯科1935年元旦过后，邓文仪回到莫斯科。他一到莫斯科就立即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转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求与王明直接会面，但几天后未得消息。随后，邓文仪偶然遇见原19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抗日反蒋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他转托胡秋原代与王明联系，此举终于成功。中共代表团经过初步讨论并取得共产国际同意之后，决定先由潘汉年出面了解邓文仪的基本意图。
根据与胡秋原商量好的办法，1935年1月13日晚，潘汉年按约定时间来到胡秋原的寓所，经胡秋原介绍与已经等候在那里的邓文仪见了面。邓文仪首先介绍了他此次寻找共产党谈判的原因。邓说：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之嘱，一定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联合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寻共产党关系，进行了一个礼拜，毫无结果。
后来想由四川或陕北直接与红军谈判，但事先毫无接洽，恐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在七次大会的讲演及在《共产国家》杂志上的文章，要我立刻来找王明谈彼此如何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几次高级干部会议，由蒋先生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与会者完全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问题，具体合作条件双方自然还要请示。邓文仪接着表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像1925年那样继续合作，但具体的合作方式，还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需要具体讨论。邓说：要合作是决定了，不过有三个问题解决比较困难：1。联合以后，对日作战非有统一的指挥不可；2。我们现在子弹与粮怕只够打3个月的时间，假如彼此估计对日要采取持久之战，那么非另想办法不可；3。外交问题，对英美外交自然是有些办法，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救不得近火，总没有苏联与我们毗连一起那样方便，何况最近日本要进攻外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