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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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宋当时是台湾为所谓“中央民意机构”代表的“立法委员”，国民党党候补中央委员，身份比较灵活，官式意味较轻，蒋介石不愿意派一个官式身份过重的人前往。
第三，宋的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去，万一被人发现，可以说是去探亲。
第四，宋宜山为湖南人，而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等以及中共派往香港活动的章士钊，也都是湖南人，对话比较方便。
宋宜山经过认真准备后，于1957年4月成行，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到达北京。章士钊、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等到车站迎接。
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宴请宋宜山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随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出面，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与宋宜山协商。李维汉提出：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李维汉还表示，国共两党可先在香港进行谈判，如能实现，他将率团前往。对此，宋宜山表示愿回台湾后，要为促成两党谈判而努力。
宋宜山在北京期间，还在章士钊、唐生明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工厂、农村，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并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他的胞弟宋希濂，宋宜山见弟弟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生活都很不错，也十分放心。当时，反右斗争尚未展开，大陆正广泛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加上号召和平统一祖国，整个政治气氛和社会面貌，显得很有生气，给宋宜山以欣欣向荣的印象。
5月份，宋宜山回到香港。根据自己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写了一份1.5万多字的书面报告，由许孝炎转呈蒋介石。在这份报告中，除叙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详情及中共提议外，还描写了沿途及北京各种见闻，包括农村平畴绿野、丰收在望的景象和工业生产蓬勃发展，市场供应无缺的情况，把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大陆写得很有一番新气象。还说，“我以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与蹒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共复国’，似已无望。”
报告送上去之后，蒋介石越看越生气，不等看完，就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摔，说：“娘希匹！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吩咐人告诉宋宜山，不必回台湾了，就留在香港算了，将“立法委员”的薪的每月寄给他。
就这样，蒋介石派往大陆的第一个和谈密使被他给搁浅在香港，蒋介石也拒绝了中共中央一系列和平统一祖国的提议。一次本来很有前途的和谈刚起步又中止了。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呢？主要还是放不下“正统”的架子。一看叫自己成为地方自治区便火冒三丈。宋宜山对自己那份报告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有所准备，但他仍直言相告。这种为中国统一大业敢于探索的志士，值得人们给以敬意。
第二节中美日内瓦会谈王炳南出任中方首席代表就在海峡两岸进行秘密接触的同时，中美之间一场以台湾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会谈也在日内瓦进行。
1955年7月底的一天，美丽的华沙阳光灿烂。出任才3个月的王炳南大使和使馆的工作人员一块，正在郊外野餐。郊外的景色宜人，那一片片绿色的小树林和原野，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怕。大家正坐在一起谈笑、聚餐。。当地时间中午1时许，机要秘书送来了外交部的一份电报。
这是一份发往驻英代办处的电报，内容是说，美国通过英国方面的斡旋，向中国建议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个电报加抄驻华沙使馆，王炳南读了电报，心里有些纳闷，为什么发往驻英代办处的电报要加发到华沙使馆来？在旁边的使馆人员议论纷纷，他们猜测是不是要让王大使去参加会谈？王炳南自己倒没往那儿想，因为日内瓦会议后，王再没有管过中、美关系问题了。王炳南，1908年1月1日生于陕西省乾县好畸村。1925年初，他在家乡三原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第二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井担任乾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组织领导了农民群众开展抗粮抗税的斗争。由于从事革命活动，为反动政府所不容，家乡呆不下去了，1929年，王炳南由父亲的歃血之交、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资助出国，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同时组织在法德等国的中国留学生建立抗日小组。
王炳南在柏林学习工作了5年。他结交广泛，朋友遍及德国各城市，有产业工人和学生，也有科学家和革命家，包括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1936年，王炳南与他在柏林大学读书时的女同学、哲学博士安娜利泽在伦敦结婚，安娜利泽随夫姓改名为王安娜。新婚燕尔情意绵绵，但为了革命，他们不能不毅然离开新居——1936年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回国，做争取杨虎城将军和17路军抗日的统战工作。
1936年3月，就在王炳南夫妇回到西安的当夜，甚至还没来得及走进家人专门为他俩布置的新房，便被急切想见他的杨虎城将军请去，执意让他俩搬进“官邸”住下。经多次密谈，杨将军委托王炳南为他物色人才，帮助他改造部队。王炳南成了杨虎城的“忘年之交”。当杨虎城为躲避蒋介石令他“剿共”到上海“治病”时，就接二连三发电报让王夫妇迅速赶往上海。在上海，经杜重远介绍，王炳南又与张学良将军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成为张、杨之间沟通意见，携手团结的牵线人。1936年11月，杨虎城返回西安不久，急电王炳南速返西安议事。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到止园找杨虎城密商应付时局的办法，对杨说：“王炳南不是在你这里吗？找他来商量一下吧！”杨说，“他这个人思想激进，主张扣蒋。”张高兴地说：“这也不能不说是个解决的办法，看来只好如此了。”由此，两人彻底公开了各自的想法，具体商谈了扣蒋的部署，干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天早上，杨虎城就叫卫兵通知王炳南去开会，认真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西安事变期间，王炳南协助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做了大量工作，毛泽东和朱德亲笔致信予以赞扬。。过了几天，外交部来电正式通知他担任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美国方面则任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为谈判代表，真是巧合，日内瓦会议上会谈的两个对手，将再次交手。
王炳南接到这个通知后，心情并不轻松，甚至有些忐忑不安。虽然说，他已经参加过日内瓦的中美代表会谈，但毕竟当时身旁有一个阵势雄壮的代表团，有许多有经验的“干将”出谋划策，特别是那时他在总理身边，亲聆教诲，一言一行都可以得到总理的直接指导，凡事都可以依赖总理。现在他独当一面，虽说可以随时与国内和总理联系，但总是远离了祖国，有许多情况，要他自己拿主意，自己去分析、判断，并积极向国内提建议，也要善于随机应变，不能有一点差错，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仅关系重大，而且情况复杂，举世关注。它像千斤重担压在他的肩头。
当然，他也想到有利的一面。外交部为了这场大使级会谈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组长是章汉夫，副组长是乔冠华，秘书长是董越干，另外还有龚澎、浦山、王保流等，是一个人材济济的智囊团作他的后盾。而且可让他放心的是，这个小组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当时被人们称为“秀才”的乔冠华担负具体工作。从他个人来说，他在30年代就和美国人打过交道，他熟悉美国人的思想、作风和处事的方法。事后，他曾听贺龙说起，中央最先选择谈判人选时，不光是他一个，正是考虑到他有从事10年外事工作的经验，和美国人打交道的时间长，比较熟悉他们，才最后确定由其担任谈判代表。
说起王炳南与美国人打交道，引起他对抗战时期外交工作的回忆。确实，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人交往，并非始于它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而是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工作。1938年为适应宣传我党抗日政策的需要，成立了直属南方局领导的对外宣传小组。这个小组由周恩来领导，由他具体负责，组员有王炳南当时的妻子安娜利泽、毕朔望、许孟雄等人。这几个组员都精通英语。小组的任务是向外翻译毛泽东的著作、抗日文章及八路军的战报。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写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最先就是由他们这个小组翻译的。他们积极宣传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和解放区的成就。
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国共双方合作还比较顺利，对外宣传小组的工作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他们在武汉同艾黎、斯诺、史沫特莱商定建立了全国工业合作社，并安排白求恩、印度医疗队等去延安。正是在那个时期他们小组开始了同美国人的接触。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史迪威将军、海军陆战队卡尔上校、美国总领事等人都同他们有频繁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