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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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老蒋不顾70多岁高龄，多次在阳明山和风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在一次会议上，他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最先问到的是“陆军总司令”罗列，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撤了罗列的职务，改由刘安祺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顿时喜形于色，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许多士兵都被逼写好了遗书，随时准备“殉死”。
发出“反攻动员”令在秘密制定反攻计划的同时，蒋介石还到处散布他的“反攻”神话。
1961年3月29日，蒋介石对台湾青年宣称：“面对当前反共斗争的新形势，真是报国救民千载一时的机会”。
1962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革新、动员、战斗”的口号。何谓“革新、动员、战斗”呢？蒋介石自己解释称：“革新”包括“心理革新、工作革新、生活革新，而着重在心理建设的上面，要从精神、思想、观念、生活，到实际行动，全面的、彻底的革新”。“动员”乃是“精神动员和组织动员，要求发挥同志的潜力，以提振全党的活力，并加强组织，深入群众，依循国家动员的轨道，完成一切准备，以保证全民总动员的贯彻实施”。
“战斗”则是在于“发挥集中统一的战斗精神，结合全党为一个战斗体的组织，并以战斗纪律，保证党的政策、命令贯彻执行，使能在敌前、敌后、政治、经济。。各个战场上，展开全面的战斗”。
蒋介石还宣称：“以革新重启革命的契机”；“以动员集结反共的力量”；“以战斗争取反共革命的胜利”。
1962年3月29日，蒋介石在告青年书中提出：“今日反共形势，我们已由掌握了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候了”。“青年子弟们必须确切准备”，“响应‘革新、动员、战斗’的号召”。
1962年11月13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三大任务，其中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反攻复国”的动员与准备。蒋介石对美国记者称：“目前正是进攻中国大陆的良好时机”。“我可独立反攻”。一旦我们开始反攻大陆，我们预期少则3年，最多5年内，完成我们底定全国的任务”。“神话”的依据听蒋介石的口气，好像“反攻圣战”迫在眉睫，他立刻就能扭转乾坤了。蒋介石为什么在1962年前后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呢？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蒋介石错误估计了大陆的形势。蒋介石宣称：中共“现在是正处于公社失败，工业倒闭，俄援不继，灾荒饥饿，空前未有的毁灭恐怖的当口；亦就是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当口”。“陷于全民的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之中”。
“中共部队的效忠精神业已愈来愈糟，理由之一，是中共政权无法以较人民为多的食粮配合供应他们的部队。”
大陆民众“所遭受的迫害，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大多数中国人民，均热切盼望我反攻大陆，推翻匪伪政权”。
大陆发生饥荒是事实，有些人有些怨气也能够使人理解。但决没有蒋介石所说的出现了“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也没有军队不忠现象，更没有大多数中国人热切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事实。有的只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之下，同心同德，改正错误，战胜困难，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与实际行动。
第二，蒋介石企图利用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蒋介石在回答记者问时宣称：“这两个共党集团间的分裂，在赫鲁晓夫或是毛泽东任何一人被清除之前，没有弥缝的机会”。中共与苏俄间“争执激烈，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中共与苏俄之间的分裂，已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造成一适当的机会”。
1963年3月4日，蒋介石在《反攻复国的前途》的演说中，专门分析了中苏之间的矛盾，提出：“今日世界反共形势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赫、毛斗争加剧以后，自由国家如何把握利用这一机势的问题”。
从利用中苏矛盾的角度出发，蒋介石决定“反攻大陆”立即展开。
第三，企图在台海造势，拖住美国。50年代未至60年代初，美国人为了从台湾海峡脱身，重新考虑对华政策，企图松动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特别是肯尼迪入主白宫前后，曾发表言论称：他坚信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应划一条清楚的防线，他一直认为金门、马祖对防守台湾井非必不可缺，美国防线应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肯尼迪的主张，遭到了蒋介石与“外交部”不点名的批评。肯尼迪上台后，虽然在改变对华政策方面迈出仅仅一小步，但也令蒋介石忧心忡忡。他之所以在两度“海峡危机”之后，再度点起海峡战火，其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台海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牢牢拖住美国，同时借机试探一下美国对台“反攻大陆”的真实立场究竟如何；还可在政治上造成一定的声势，配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成就，引起国际上的瞩目。
“反攻圣战”的部署正是基于上述三个原因，蒋介石认为1962年至1963年是他“反攻”的“决定年”、“胜利年”，遂在新竹召集国民党军队将领会议，具体研讨“反攻”部署。为了切实完成“反攻”，蒋介石并非只说不做，他的具体措施与步骤是：
第一，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共经费。1962年4月27日，台湾“立法院”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国防临时特别捐征收条例》。该条例规定，为完成“反攻圣战”，征税金额：各类货物税的30％，娱乐税的50％，筵席税的50％，地价税的40％，铁路、公路票价的30％，电报电话价的30％。4月30日，蒋介石明令公布此一条例。5月1日起该条例生效。时任“财政部长”的严家淦，解释“临时国防特别捐”不增加企业负担，只从个人所得税中增加，以增筹国防经费，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行政院长”陈诚也就开征“临时国防特别捐”发表谈话，希望同胞支持当局政策，承受暂时负担，增进集体安全，呼吁工商界人士与当局合作。
尽管台湾各界人士对征收“临时国防特别捐”表示不满，并且根本不相信蒋介石的“反攻”神话，但都怕被扣上一顶红帽子吃官司，故被迫上交，据台报统计：14个月内共征收6000多万美元的“临时国防特别捐”。
第二，设立“反攻”机构，全力进行“反攻”准备。1962年初，国民党当局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5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反攻”大陆的决策机构。
1963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之际，蒋介石在鼓吹“反攻大陆”的同时，提议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蒋宣称：“本党中央前后筹组反共联盟及拟订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之议，当以审虑未周，延未施行，现一切反攻准备，既已新近就绪，而在复国建国整个过程中，尤复经纬万端，非举国意志更加集中，才智更加发挥，行动更加一致，不足以迅赴事功，加速胜利。九全大会，允应掌握时机，恢宏襟袍，以兴海内外仁人志士才智俊贤，推诚合作。中正盱衡全局，深觉此时筹组并召开反共联盟，实为符合全国愿望之举措”。
基于此认识，蒋介石向大会提交了《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案，要求大会议决。该案的要点是：（1）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集中海内外意志与力量，提供反共建国大计，争取胜利为主旨；（2）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为在现行宪政体制下之全民性结合；（3）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个人为主体。由各民族、各党派、各社团、各侨团、各经济团体、各学术文化团体、各妇女及青年团体——特别是敌后组织，具有声望、成就与代表性之人士参加之；（4）拟具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草案，融会各方意见，提交联盟会议，以为今后共同行动之准据；（5）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会议决议事项，其属于政府职权者，经由政府有关方面采择施行；（6）责成九届中央委员会根据上项原则，研拟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并望于最短期内达成此一任务。
蒋介石提交的议案无人敢违，自然为大会所通过，并决议“遵照总裁指令积极贯彻”。
翌年4月30日，“行政院”成立“反共建国联盟”筹备委员会，由一生反共的谷正纲挂头牌，其他成员均多为蒋介石的准嫡系与忠臣，如：袁守谦、陶希圣、余井塘、张其昀、黄伯度、阮毅成等。当时还煞有介事地下设秘书处于台北，辖议事、联络、新闻、总务4个组，进行各项筹备具体事项。与此同时，蒋介石、唐纵公开号召海内外人士参加“反共建国联盟”。然而海内外人士相信蒋介石“反攻”神话的越来越少，参加者寥寥无几。
第三，纠集军队、特务准备窜犯大陆。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还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蒋还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北投的政工千校特别繁忙，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