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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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特地赶到奉化，探访蒋介石。蒋介石颇为感动，盛情邀劝阎锡山暂住奉化。
这时，李宗仁“和平”攻势濒临破产。南京形势吃紧。阎锡山小住奉化后，即赴上海公馆。不久，蒋介石去了台湾。徐永昌到上海见阎锡山，相告“大势去也”。阎锡山在徐永昌面前，老泪纵横。4月24日，当阎锡山在上海公馆接到其堂妹阎慧卿的绝命电时，知悉梁化之、孙楚诸老部下悉数成仁，集体自杀后，当即涕泪滂沱，悲痛不已。
蒋介石下野后，孙科内阁与代总统李宗仁不和，于1949年3月8日辞职。3月12日，组成了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的内阁。何应钦内阁也未能挽救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覆亡的命运。这时，南京国民政府已“迁地办公”，到广州办公。徐永昌在上海见阎锡山后，即乘飞机抵广州，又飞往台湾，去见第三次下野后去了台湾的蒋介石。蒋介石要徐永昌转告阎锡山，希望他能出面组阁，以挽危局。
尽管李宗仁“代总统”另有组阁意图，不过，蒋介石要让阎锡山组阁，李宗仁不得不提请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49年6月3日，阎锡山经出席立法委员超过五分之四的投票同意，而出任“行政院长”，据当时国民党中央社广州6月7日电称：阎锡山获得的同意票数，开创南京国民政府行宪以来历次阁揆的新纪录。可见，当时国民政府对阎锡山的厚望。6月12日，阎锡山组阁完毕，内阁阵容如下：“副院长”朱家骅；“内政部长”李汉魂；“外交部长”叶公超；“国防部长”阎锡山（兼）；“财政部长”关吉玉；“经济部长”刘航琛；“教育部长”杭立武；“交通部长”陈良；“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张群、吴铁城、陈立夫、徐永昌、黄少谷、万鸿图（青年党）、王师尊（民社党）为“不管部”政务委员，“秘书长”贾景德。
阎锡山组阁后，企图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独树一帜，主张“国防部部长”职权要等于作战最高统帅，以便自己成为政治与军事的实际领导者，并企图收揽被蒋介石所排斥的官僚政客，作为政治资本，遭到了蒋介石、李宗仁的反对。在蒋李斗争中，阎锡山两方不讨好，蒋系人骂阎是“无能的白日梦者”，李系人骂阎是蒋介石的“走狗”。
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并兼“国防部长”，真可谓临危而出，他以“战斗内阁”自矢，但毕竟为时已晚，已无法挽回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命运了。虽然是蒋介石在幕后一手支持阎锡山的，但在战略思想方面，阎锡山却是批评蒋介石最激烈的一个。
1949年秋天，广州闷热得令人难耐。东山梅花村32号的会议厅里，国民党的要人们正在意兴阑珊地倾听着阎锡山关于“扭转时局案”的报告。阎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政策、领导、人事、心理都有关系。但在军事方面沦于今日土崩瓦解的状况，则蒋介石的战略思想不能不负其最大的责任。
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基本上是守势作战。如在国共作战中，蒋在东北华北固守若干孤立据点，正好被共军各个击破，逐点消灭。及国共沿江对峙，蒋又坚持死守上海，而置长江沿线于不顾。其后和谈破裂，中共大军渡江南下，蒋又将主力撤守沿海若干据点，而使浙赣沿线变成了真空地带。凡此均足以证明，蒋介石的作战指导原则实有其一贯的传统。
阎锡山进一步加以分析：当兹原子世纪，兵器空前进步，守势作战之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已无可疑。至于吾人对方，纯重攻势作战。他们全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歼灭我方有生力量为其作战的基本任务。比如延安之役，我方沾沾自喜，以为最后总算粉碎了他们发号施令的基地，孰知他们事先已作出有计划的撤退，使我们扑了一个空，迄无所获。等到他们全力反扑，我们深入敌后的主力便全被歼灭了。这就是攻守利弊的具体证明。
最后，阎锡山提出了改变战略思想的方针，他主张不守点，不守线，而采取全面攻势作战，以期扭转劣势，挽回危局。
当时，吴铁城质问说：当抗战胜利之时，我们有大军500万，对方只有50万人，现在对方有300万，我们只有几十万人，如此优劣之势已成，怎能进行全面攻势作战？！
阎锡山被问得哑口无言。但会议终于作出决定，由阎锡山就其发言内容，写成书面意见，另外附加建议，请蒋介石将撤到粤闽海岸线的部队，调来大瘐岭一线集中，使与华中南下的部队紧密联系，配合作战。这一建议由吴铁城路过台北时面交蒋介石。但蒋介石对其建议未表示采纳，阎锡山不禁感慨地说：“蒋先生的战略思想是落后的，不合时代的，但蒋先生也有长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江西直捣广东韶关。6日，韶关解放，广州告急。10月10日，解放军逼近新街。由南京迁到广州办公不到8个月的国民政府被迫宣布再迁重庆。10月14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乘飞机往桂林抵重庆。即日，广州解放。广州的“政府”迁至重庆办公。“代总统”李宗仁借口治病，弃职逃到美国。阎锡山代理中枢政务。阎锡山连电蒋介石来重庆“共挽危局”。11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贵州，威逼重庆。29日，“行政院”再迁所在地至成都。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逃往成都。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对成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12月8日，蒋介石、阎锡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政府”撤离大陆，迁往台北，并在西昌设立总指挥部。随之，“行政院长”阎锡山飞赴台北。
1950年1月，阎锡山卸去“国防部长”兼职，交徐永昌担任。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阎锡山因与李宗仁的颇多合作，已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要他把“行政院”交出来，阎氏即交上了辞呈。这样，阎锡山把当了不到9个月的“行政院长”交给了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革命实践研究院”院务委员等职。至此，阎锡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和军事生涯，转入退休养老之年。
出国不成阎锡山在台湾，开始住在台北市中山北路1段105巷16号，后移住丽水街8号，独处一楼。辞去“行政院长”职不久，又移居台北阳明山公馆里九邻81号青山草庐隐居，平时人迹罕至。在台北，阎锡山成了被大家遗忘的人。国民党政权的任何场合固然看不到他的踪迹，连报纸上也很少提到他的名字。阎锡山自己呢，倒也“自得其乐”，整天躲在私宅里埋首读书，勤奋写作。据说，阎锡山平日不常下山，只是遇以“国庆大典”及蒋介石生日则必亲往参加，对机关学校邀其演讲，莫不有求必应。与他同住的仅有贾景德、张锦富等数人。
阎锡山到台湾后不久，看到局势不妙，便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要求准许到日本“从事著作”。他知道，自己的烦闷，只要蒋介石仍然占据着台湾，就无法消除。几十年的交往，阎锡山对蒋的为人很是了解，不过，阎锡山也一向自大。他常说，自民国以来的大总统、总统、国民政府主席及大小军阀，他佩服和尊敬的是孙中山，他生平所畏惧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袁世凯。民国元年（公历1912年）他第一次到北平谒见袁世凯，不觉汗流浃背，俯伏在地，行了跪拜大礼。至于后来接任袁世凯的黎元洪，他根本不放在眼里。袁世凯死了以后，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电邀他进京。阎锡山到总统府见了黎元洪回来，哈哈大笑，说：“黎元洪那个神气，望之不似人君，简直是个窝囊废。难怪辛亥革命时，他藏在床底下，人家把他拖出来，硬把个都督加在他头上，他还不敢干，深怕犯了灭门大罪呢！”
对于蒋介石，阎锡山的政策是，对我有利，我服从，但他时时怀恨蒋介石，暗存倒蒋之心。阎锡山在山西执政，对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法令，始终于表面服从，实际上自行其是，另搞一套。抗战期间，阎锡山无时不防范蒋介石对他的排挤、吞并，以及蒋介石的嫡系陈诚、胡宗南、卫立煌等对他可能发动的袭击、围攻。当时，他对重庆蒋政府也是持以蔑视。他自负地用旁观者的态度，多次说到蒋介石无能，很难应付这种复杂纷坛的局面，认为自己比蒋有办法。他曾说：重庆政局是个大杂烩，当权者东一头，西一把，缺少一个总主意，无法支配这种局面。
抗战胜利以后，阎锡山之所以投身蒋介石打内战的行列，也是为的自身利益，痴心企图保住他统治了近40年的山西地盘，为实现孙中山要他“替国民革命保持着北方这个基地”的嘱咐。
阎锡山逃离山西后，在蒋介石支持下，出任“行政院长”，自然还想着打回山西去的，同时他又与“代总统”李宗仁有颇多合作，并批评蒋介石的战略思想，蒋介石的不满可想而知。
现在，到了台湾，阎锡山失去了山西这块基地，也没有了大陆战局的危急可以作个缓解阀，加上蒋介石的独裁日盛，心里烦闷日增，自然想到出国“从事著作”了。
蒋介石对阎锡山的那封信始终不加理睬。阎锡山实在忍耐不住，私下里托蒋介石的一个亲信打听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