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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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陈立夫均被排除在外。改造委员会下设的7个组和5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多数属蒋经国和陈诚的人。陈果夫只在中央评议委员中有个名字，CC系控制了20多年的党权，就此转入了陈诚和蒋经国之手。
在改造委员名单公布之前，CC系与陈诚、蒋经国等争吵不休。当时，CC系的意见是：国民党可以“改造”，但不能离开“法统”，因此“改造”工作应仍由六届中央执、监委员负责，不必另派改革委员；而陈诚、蒋经国则坚持：两年来“党的失败的惨痛，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不能不负责任，六届执、监委员如不停止行使职权，则党的改造必不能发挥其政治革命性的效能”。蒋介石曾对合众社记者说“改造工作及挽救国民党将较挽救死硬派的面子更为重要”以示其“改造”之“决心”。当改造委员名单宣布后，陈立夫便怅怅地离开台湾去香港、欧洲、流亡美国。据传：陈立夫在离台前曾往草山去看蒋，蒋对陈说：“祖燕，我也没有办法，你还是到外国去走一趟吧，如果情形好转，你再回来，好在我已把你几个干部安置了进去。再则你也替我准备一条退路。”而陈果夫那时却在台湾病倒奄奄一息。
1952年10月，改造委员会不顾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等的反对，召开了国民党第七届代表大会。在新中央委员会中，原属CC系的只有张道藩、谷正纲、李永新、陈逸云、孔佳籍等人；10名中央常务委员中，几乎全部是陈诚和蒋经国的人。中央常务委员会下新设的6个组和5个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没有一个是CC分子。
在政权方面，CC系也逐步地受到陈诚与蒋经国的排挤。1950年蒋介石复位时，陈诚与陈立夫均积极活动任“行政院长”，结果是陈诚获蒋提名。陈立夫大为不满，指使CC分子及立法委员谷正鼎等对蒋表示反对，提出质问：“为什么总统提名只提陈诚一个名字，为什么不提两个名字让我们选择？”但遭到蒋的痛斥。1950年3月陈诚组阁时，CC系尚保有三个部长席位——“内政部长”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余井塘、“教育部长”程天放，“教育部常务次长”高信。其后余井塘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改由与CC系有关系的田炯锦担任，1952年，余的“内政部部长”又被免职。至1954年俞鸿钧任“行政院长”后，在8名部长中CC系一个部长职位也没得到。在两个委员会委员长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改由前接近CC系的蒙古人刘廉克担任。香港《中声晚报》评这次改组为：“CC分子一概摒诸阁外，此在20年来历届阁接中实属罕见之现象。”
在争夺“立法院院长”的权位上，陈诚曾与CC系有过紧张的厮斗。“立法院”迁到台湾后，其委员人数已大为减少，但是，CC分子仍控制着多数席位。原“立法院院长”童冠贤在大陆解放时逃往香港，一直由陈诚系的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健群以副院长资格代理院长，CC系的立法委员不与刘“合作”，并借其多数势力曾否决过陈诚要求授权“行政院”便宜行事的法案。1950年8月“立法院”开会之前，陈立夫离台时，表示“立法院院长”只有他本人和CC分子程夭放或张道藩才有资格做，表现出CC系要最后以“立法院”为地盘保留其残余的势力和地位。同年9月间，原有“立法院院长”任期届满开始筹备改选新的“立法院院长”时，“立法院”中的CC分子与刘健群一派三青团分子互相争抢，各不相让。到9月18日蒋介石以“总裁”资格指定刘健群力院长侯选人，台湾“半山”派重要人物黄国书为副院长侯选人，12月正式选举后，刘健群仍为“立法院院长”。CC系的不满使“立法院”的暗斗更加激烈。1951年，据说因陈果夫死去，CC分子亟谋将刘健群赶走而使陈立夫回台任“立院院长”以继续领导CC系的活动，对刘健群提出“浪费公款案”，攻击刘对“院务人事经费处理”“诸多失当”；并组织了所谓院务调查委员会，提出了长达4万言的“调查报告”，揭发刘利用职权化公为私的劣绩。刘被迫辞去了“立法院院长”职务。蒋介石为了缓和CC系与陈诚系的矛盾，就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使既是CC分子又与陈诚、蒋经国有勾结的张道藩继任了刘健群的位置。
CC系的失势，使该系的许多人物改变了主从关系，其中大部分成了陈诚、蒋经国的喽罗。据当时的材料显示，投靠陈诚的主要有：已经自成一系的张厉生，成为官邪人物的黄少谷以及原来与CC系关系不太深的黄季陆等；投靠蒋经国的主要有：王德溥、张道藩、谷正纲、胡健中、王星舟等人。当然这些人与CC系的传统关系还是保持着的。
从高峰摔到谷底陈诚的一生可看成是喜剧与悲剧的综合体。在蒋介石“既联合又斗争”
的策略运用下，陈诚曾经享受到无比的崇隆待遇，但在他的晚年也经历了从高峰摔到谷底的惨淡岁月。
1954年3月，台湾“国民大会”
第二次会议在台北市举行，蒋介石继续被国民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选举陈诚为竞选搭档。3月24日，陈诚以1417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副总统”。
当年的陈诚可谓是功高震主，红透半边天。国民党一直自吹自擂的“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领”政策就是在陈诚手下完成的。土改的成功，给陈诚带来了一批“农复会”为主的人马；随后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又建立了以伊仲容、李国鼎等人为主的财经官僚班底。在“立法院”中，最大的派系“座谈会派”则奉陈诚为宗主，在320余名“立委”中，“座谈会派”拥有140多名成员。陈诚的势力也进入了全盛时期。
蒋介石当年为什么容许陈诚如此嚣张，台湾《民进周刊》1988年第15期刊登一篇文章《蒋氏父子联手斗垮陈诚内幕》，曾提出以下四个现实的考虑：陈诚是最早来台湾的军政要员，“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军政大局不稳；陈诚入主后，大致让台籍半山与军方维持一定和谐，蒋介石要在台湾复出，势必要依靠陈诚。
美国自1949年8月5日，发表厚达1054页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例举军援及国民党在大陆的腐败颟顸，一度使美国杜鲁门和蒋介石的关系破灭。韩战军兴，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又大变，并以军援、经援，顾问团等干预台湾内政、经济、国防，蒋介石面对此种态势，只得找陈诚作中间人，缓和美方干预压力。
为了扳倒美方对台湾军队的干预力量，第一个要斗倒的人便是孙立人，而为了斗倒孙立人，则须借重陈诚在军中的影响力。后来陈诚负责监察院孙主人案九人调查小组的调查工作，报告公布后，孙立人亦开始长年被软禁的生涯。
国民党迁台后十年，中共不断发动军事行动，蒋介石命陈诚组战斗内阁，动员全国资源进行备战，在当时的国民党文官武将中，唯有陈诚能达蒋氏的期望。
蒋介石对陈诚重用的另一个原因是，陈诚对蒋没有“谋反”的记录。当年随国民党来台的党政官员中，几乎个个都有和老蒋不合，甚至“打过架”的记录，比如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蒋介石认为国军三大战役后的失败，在于降共将领太多。因为这些谋反人物都未获重用，权力真空下的陈诚因此才得以大展所长。
不过，陈诚势力的膨胀，亦严重威胁到了蒋介石传子蒋经国的接班计划。陈诚当选为“副总统”，为外界公认是蒋介石的继承人了。实际上，陈诚的成功希望非常渺茫。一为年龄的悬殊，陈诚57岁，蒋经国45岁，相差12岁，时间对陈不利；二为陈诚的健康，患有严重胃炎早不堪繁剧。相对地，蒋经国精力过人，在生命的接力赛中，冠军操在小蒋的手里。应该说陈诚是最了解蒋介石的，知道如何迎合蒋介石，所以才能爬到今天这个位置。陈诚清楚地了解蒋介石最后剩下的这点儿江山，是一定要传给儿子的。但陈诚有野心，早在1927年，国民党刚在南京建都时，陈诚就曾对知心密友说：“我明明是一只老虎，也要装成狗的模样，等到有了权力以后，再恢复老虎的本性来办大事啊！”
在蒋经国看来，陈诚是自己的父执辈，对他并不轻易就范。依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任，如果蒋介石不连任“总统”，那么依照经历和名望，陈诚出任第三任“总统”将成定局。再者，如果蒋介石突然归天，陈也会依“宪法”规定递补。
以往，陈诚与蒋经国在排挤其他派系推行小圈子控制上虽然是一致的，但为了争做蒋介石的“继承人”彼此妒嫉，常有摩擦。
1949年春，蒋经国与陈诚同时被派到台湾，但上任不久的蒋就辞去省党部主任委员职务，据说是因为两人的“情绪不一致”。陈任“东南军政长官”期间，两人因青年军人的人事关系也发生过摩擦。国民党政府逃踞台湾后，陈诚对蒋经国的扩展权势暗中戒备，表面上则采取敷衍态度。1950年3月，陈任“行政院长”时、在“行政院秘书长”或“内政部部长”的入选上都提过蒋经国的名字，但蒋经国（一说蒋介石）不肯，乃于4月间将“国防部政工局”扩大为“总政治部”以安抚他。蒋经国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通过政工特务控制了军队，常不通过陈诚自行派遣及撤换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