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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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倒未必如此。因为他在台湾一直是在野身份，手里没有军权，蒋介石大可不必谋害他，他死后全身发紫，主要原因恐怕是心脏病暴发，血管淤血的关系。”
“对了，我在陈烨家里看到一本程什么的《白崇禧传》，你知道吗？”
白先勇笑了起来，说。
“那是她来访问我时我送给她参考用的，作者是‘程思远’，他从前是我父亲的机要秘书，后来投共，所以全书都是用共产党的观点写的，只是与事实不大有出入。”
困居台北1952年的夏天，国民党召开“七全”大会，所有年高有功的中委，均被派为中央评议员，唯白崇禧独付阙如，座中无席。于是元老们推请于右任见蒋介石求情，深望能有些补救。于右任说明来意，蒋介石截住他道：“白健生，我知道，这件事等我考虑考虑，我们改天再谈吧，”却始终没有下文。还是这一年，由蒋经国任局长的“国家安全局”派人去查抄了白崇禧和薛岳的家，连地板都挖开搜查。白很生气，当即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经国回答说：“健公，这并不是我的意思，你不信，打电话去问总统好了。”白又打电话给蒋介石。蒋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不仅对你们俩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事后了解，只是对白、薛两家如此，一次，白的夫人马佩璋去香港，刚到机场，检查人员对马说：“你的皮包里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由我们代你寄出，不应该由你带去。”马佩璋只好从皮包中取出一封信，随手撕毁，说没有什么要事，不必交出邮寄了。
自从1949年底，白崇禧被蒋介石“劝”到台湾以后，他的处境一直十分悲凉，正如台湾报纸所说：“白氏目前的情况和张汉卿比较，也不过是五十步同百步而已”。
面对这一切，白崇禧也只好独对青灯，仰天长叹。内心阵阵酸楚的他，一遍又一遍地质问自己——怎么能忘了老朋友的劝告呢？
那是1949年6月的一天，在广州中华北路的李宗仁官邸。李宗仁、白崇禧、刘斐等国民党桂系巨头见面。过去，每逢此景他们总要寒暄一番，此次却是例外。握了握手，便开门见山地谈起来。
屋里的气氛紧张而凝重，他们三人在一起谈了一整天，又谈到深夜。
刘斐向李、白二人介绍了自己作为南京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在北平的所见所闻，并告诉他们：现在是胜败的大势已定，无可改移了！最后刘斐劝白崇禧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局部起义，这样尚可挽救多年来追随他们的部下。
白崇禧大声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来！”
刘斐见状只得说：“好罢！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
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这时，李宗仁在桌上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白崇禧默不作声。他们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沉默中结束了。
李宗仁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于1949年底飞到美国。而白崇禧却“在沉默中死亡”了，他置老朋友的劝告于不顾，被蒋介石“诱”到台湾。
1949年秋，蒋介石由重庆飞到广州，立即召白崇禧至黄埔军校。他深知白崇禧最喜欢奉承，因而态度颇为诚恳，且勉励有加地对他说：“自北伐以至抗战，我们两人有两度合作。两次合作都非常完满，因而奠定了北伐成功和抗战胜利的基础。今局势困难与日俱增，深望仍本过去合作精神，团结奋斗，深信必能完成吾党所负的历史任务。”白崇禧唯唯是诺。待他在广西战败，蒋介石派人接迎，并言将授予组阁新任，自就乖乖地飞到了台湾。白崇禧到台湾时，表面上尚受尊敬。蒋介石亲自在草山设宴欢迎，并在台北松山路为他置了一幢十分豪华的寓所，实际上周围密布特务。蒋介石只任命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挂个空名，而其“组阁”及“委以重任”之说却变得无影无踪。
白崇禧除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还是台湾“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他到台后的主要工作内容大概就是从事宗教活动，因而其在穆斯林界的声望颇高。但他的一举一动却均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一年，约旦国王胡辛到台湾初访，指名要见白崇禧。但有关方面却告之，白宗禧正在患病，不能见客。胡辛为之怅然。其实白崇禧身体非常健康。马来西亚独立时，当地的回教团体曾邀请白崇禧前往参加独立典礼，但始终未能成行。1955年8月1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世界宗教会议，大会曾向白崇禧发出请束。但得到的回答却是白崇禧公务繁忙，谢绝出席会议。
也许为了略舒心中之闷气，白崇禧曾屡次向陈诚表示要出国一行，并要陈代为向蒋转达此意。蒋介石在阳明山与白崇禧面谈，却要他趁这个时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从事《回忆革命军的战史》的撰写等等。白崇禧则以自己不是文人，平素也甚少执笔为文作理由推却了。
此情此景，白崇禧尤如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在他多半生的戒马生涯中，有两个最大的敌人，一个是能与其明火执仗的共产党，另一个就是暗中勾心斗角而总想置其于死地的蒋介石。
白崇禧的一生给终是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而蒋介石对他亦是恨之入骨，俩人真象是生就的一对冤家。
1934年11月21日，白崇禧在广西桂北龙虎关视察。这次为了对付蒋介石和即将逼近的红军，白崇禧真是绞尽了脑汁。离开桂林之前，他以李宗仁的名义直接发电给蒋介石，略谓：“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总司令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这封电报，是白崇禧所施“金蝉脱壳”计，以达到将桂系两个军的主力全部集结于龙虎关与恭城一带，严防红军、蒋军进入广西腹地的目的。该电既向蒋介石打招呼要将军南撤，又将责任推诿给湘军何键。在发此电的同时，白崇禧已令在湘江至灌阳驻防的第15军做好南撤恭城的准备。
当晚，白崇禧视察龙虎关回到平乐。为保证两个军的人马在恭城一带驻防，白崇禧在联防会议上宣布：“龙虎关到平乐一带，民食一律供给军用，由县府发给粮票，以后给钱。如有藏匿不缴者，以有意留给共产党论罪。”当晚，他接到了第7军的侦察报告，“红军已经进攻道县。”他感到红军过境已经势在必行。在面临要和红军决战的重要关头，本着事前的既定方针，白崇禧认为：给朱毛红军让路时机已到。他在当晚深夜，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的命令：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第15军撤往恭城，仅在全州留第72军团的两营干训队；兴安留一个团，灌阳留一个团，灌阳全县完全开放，
第7军集结恭城机动使用。
如果说蒋介石在政治上老谋深算的话，这一回军事上却算不过白崇禧。
蒋介石接到李宗仁20日的电报后，不知是计，遂复电同意。桂军按白崇禧变更的部署，撤离了湘江防线。红军向西长驱直进，攻克道县，其前锋抵达湘桂边境的永安关时，从全州至兴安60公里的湘江，已无兵防守，湘江防线，完全向红军敞开了！
桂军从湘江南撤的第二天，湘军刘建绪部得知湘江无兵防守，立即报告何键。何键极为恼火，即令刘建绪部四个师立即南下全州，令各路追击部队加紧追击，企图拖住红军，以便刘建绪部赶到全州，抢占湘江沿线渡口，仍想实现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
蒋介石从何键“追剿总部”的报告中，才得知湘江无兵防守的情报，对桂系的做法大为震怒，于是严斥桂军放弃职责，严令桂、湘两军按原定计划，对红军已过河的先头部队夹击，对未过河的部队堵击，仍然妄图将红军主力歼灭于湘水之东。
坐镇在桂林指挥的白崇禧，对于蒋介石驰电严斥，并不在意，仍按桂系的既定方针：“打尾不打头”。白崇禧没有执行蒋介石的训令，让主力前出兴安，沿江北上，夺回渡口，与刘建绪部衔接成堵截线；他只以一个师驰援兴安，以防红军南下，而令已从恭城返回灌阳的15军，全力向红军后续部队发起攻击。15军在夏威指挥下，从湘、桂边界的灌阳新圩地区发起攻击，既不会冒红军回头打击的风险，又可以向蒋介石交差，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追在红军后面的蒋军周浑元部入桂。夏威的部队，除了俘获红军的一些掉队的伤病员及群众，还将追入广西境内的蒋军万耀煌师和周浑元师的各一个连加以缴械。他们将红军的伤病号，解送蒋介石处报功，而周、万两师的被缴械者，则一经说明不再进入广西境内的，就退还武器，送出边界。
红军突破了湘江的封锁线，终于跳出了蒋介石的重围。
在南昌行营的一栋楼房内，蒋介石心神焦虑，他几乎将全副精力都投到这场已经打响的湘江战役里了。他期望着这几天能“吃掉”西进的红军，下个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就可以开成一个震惊中外的庆功祝捷大会，然后，他再回头收拾两广头目。他还对宋美龄说，12月1日是他们结婚七周年纪念，要是在这一天能够得到“全歼匪部于湘水之东”的捷报，那将是部将们送给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最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