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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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则认为“抗日是两广索来主张，也是国民一致之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之情意，则往昔揭示抗日口号乃成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他抱定“军人守土有责”之意，毅然北上。由此，他与蒋介石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蒋介石亲派由法籍驾驶员驾驶的飞机抵桂林，接白崇禧至南京。白崇禧抵京第二日，日本报纸报道其入京消息，并冠以大标题为：“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蒋介石即宣布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
抗战期间，白崇禧虽为副参谋总长，但在实际作战时，他却时常象救火队般地行使着万能作战指挥者的功能。
台湾朝野人士之所以希望“小诸葛”能东山再起，并不仅仅因其战绩，白崇禧在为政方面也是颇为出色的，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曾对白有过一段颇含趣味的评价。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白崇禧送蒋介石离开武汉机场后，自己也准备撤离此地，并到鄂北钟祥和李宗仁会晤。当时他乘的是德国造的吉普车。车至十里铺附近，机件突然发生故障，不能继续前行。他不得已下车等待司机修理。一会儿，周恩来乘车由后赶到。他一见白崇禧，立即下车当面告诉他：“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我等所在地不远！”讲明情况后，坚决邀请白崇禧与他同车共行至长沙。情况十分紧急，白崇禧考虑再三，见周恩来十分诚恳，而汽车何时修好毫无把握，便上车与周恩来同行。沿途时间漫长，周恩来与白崇禧相谈颇多，十分融洽。周恩来从自己早年在南开念书，到法国留学经过，谈到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等等诸多内容。他的丰富知识，及健硕谈吐，颇得白崇禧好感。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为陈诚）。白崇禧就共产党的一些问题笑对周恩来道：“你们共产党未到我们广西，我很感激！”周恩来回答说：“你们广西的做法，象民众组织，苦干穷于之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这一段对话意味深长，内涵丰富。但周恩来对广西的政绩持肯定是无疑的。
虽然他的政绩不凡且仍有许多人希望白崇禧能重现往日雄风，但人们竟不知，白崇禧从政的呼声愈高，则实现的希望就愈渺茫。他的“回教协会理事长”一职，就是在这种呼声中，在有关方面的竭力围攻下，于1958年2月23日被“罢免”了。
国民党当局对白崇禧所领导的“回教协会”一直采取分化战略，计出多端。白崇禧出于无奈，多次提出“辞呈”，要求辞掉理事长一职。但均为正直的协会理事们所不准。为了白崇禧的辞职事件，每半月一次的“回教协会”常务理事会，因多数常务理事不理上方的手段及压力，常以请假表示抗议。但白崇禧最终并未逃脱厄运。在第89次常务理事会议中，辞职书被通过了。
据一位常务理事透露说，参加会议的理事，除了极个别的以外，大家都很难过，有几位的眼睛都红了。一位女理事不停地用手帕擦眼睛。
白崇禧虽已辞职了，但其信仰难改。1961年，国民党“监察委员”唐玉书在“监察院”总检讨会上说：“我是回教徒，知道回教协会的情形，理事长白崇禧因内在外在的原因，一再请辞。他辞职之后，仍从旁替宗教出力，如新生南路的清真寺，如果不是他幕后支持，到今天也建不起来”。
在白崇禧身无一职的落难之时，仍有许多人为他打抱不平，这在凄凉的残年岁月中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巧得“善缘”
1955到1965年间，人们常常能在瑞芳一带的高山峻岭中，发现白崇禧在持枪追逐野兽。打猎是他晚年生活中最喜欢做的事，与他相伴的，是台湾早期煤业界巨子李建兴、李建和两兄弟。当年白崇禧奉命到台湾“宣慰”，镇压“二·二八事件”时，与李氏兄弟及其母亲相识。李母姓白，自崇禧认其作了“干妈”，从此李、白两家攀上了亲戚，彼此往来，俨如世交。李建兴特意为白崇禧开辟了一幢休闲别墅，经常来此打猎聚首，消磨时光。
到台湾后，虽然蒋介石将白崇禧视为阶下之囚，但国民党朝野上下，包括一些元老人士仍能善待其人。多年之中，白崇禧在政界、军界及至一般百姓特别是伊斯兰教徒中的威望始终不减，颇得“善缘”。其实他的“善缘”正是他一生善于为人处事的回报。
1938年徐州会战之前，蒋介石鉴于韩复渠之不听指挥，公然反抗政府命令，以致使军中命令不能下达贯彻，特在开封召集军事会议，欲在会议期间将其拿办。出席会议者为第一、五两战区军长以上人员。
会议之前，蒋介石由武汉飞往开封，并命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与白崇禧一同前往。至武汉机场时，蒋介石对白崇禧说：“最好二人各乘一机。”白崇禧深知蒋介石恐遭敌机袭击之虑，便自愿乘机先行。于是，他乘坐C46运输机先行抵开封机场上空。当时河南省主席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闻知蒋介石将至开封主持军事会议，特意坐镇开封指挥布置。他为蒋介石的安全起见，通知防空司令部发放警报。城内外居民闻警报纷纷躲避，道路自然清除，但刘峙却忘记了通知机场高射炮部队。高射炮部队闻警报不知是为戒严而发，他们整装待命，进入了紧急射击状态。恰在此时，白崇禧座机飞临机场上空。高射炮部队以为是敌机临空，立即发炮射击。白崇禧在机中犹惜然不知。待飞机徐徐降落时，高炮部队忽见机身上涂有国民党的国徽，连忙停止射击。白崇禧疑惑地走下飞机，不知出了何事。刘峙于慌忙之中趋前欢迎，惊恐万状，道歉不已，并请求白崇禧切勿报告蒋介石。白崇禧听了刘的诉说，十分谅解道：“幸而高射炮兵训练不精，不然命中机身矣，若是命中，我不能向委员长报告，既未命中，我无报告之必要。”历经数年，白崇禧为遵守诺言，从未轻对人言，为此，刘峙十分感激。天晓得，若当时蒋介石得知此事，刘峙的下场将如何？
其实，白崇禧之善待于人，是十分有原则的。他曾言道：一切均应以大局为重。
无独有偶，抗战第一期，当时中方空军使用的是俄式E—15、E—16驱逐机，性能较日本零式驱逐机大逊一筹。故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下令采取避战之战略，以保存实力。一次，适遇敌机来袭，成都地区司令官张有谷即命驻成都空军大队长吕天龙率领飞机16架，前往西北天水方面避战。是时，吕天龙卧病在床，不能执行任务，乃由副大队长余平享率领，机群飞至天水上空。因所带油料有限，乃按照预定计划拟降落天水机场加油。而机场亦铺设白布板，表示可安全降落。就在机群下降时，敌机忽由云层中穿出，突行奇袭。他们毫无准备，遭此偷袭，几近全军覆没。
蒋介石据报，即令将司令官张有谷、正副大队长吕天龙、余平享速解重庆枪决。时任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出面替他们三人讲情，但无效。后又以吴敬恒等国民党元老讲情，仍然未获批准。众军官便想到了“小诸葛”白崇禧。当时，白崇禧正在桂林行营指挥作战，一日，忽接何应钦打来电话，要他速来重庆，因有急事电话中不便细讲。白崇禧不知变故，急忙飞至重庆。何应钦讲述了事情原委后，让白崇禧出面讲情。白崇禧左右为难，说：“你已讲情在先，又有党国元老说情于后，两次都未准，我何能为力？”
何应钦说：“你是最后的希望，不妨试试。”
白崇禧思索片刻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们都是空军优秀人员。
等我考虑一晚，明早再复你。”
经一夜思索，白崇禧终于有了妙招。翌晨，他对何应钦说：“张有谷是地区司令，要枪毙，必须经过军事审判，你可提我做审判长”。何应钦照他所言向蒋介石建议，得到蒋介石的批准。白崇禧便拿了这张批条，对蒋说：“军法审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属，若当毙而不毙，则我不做；若不当毙而毙，我亦不能做”。蒋介石说：“一切依法审判就是。”白崇禧要的就是他这句话。
审判结果，张有谷按上级命令，作避战之处置，何罪可言？吕天龙卧病在床，当然无罪。余平享率队前往天水，机场发安全降落信号，其处理亦无过锗，至多仅负降落时疏于警戒之责。若凭此而判，张、吕二人可得无罪，余至多处以几年徒刑。当时的军法总监何成浚听了白崇禧的审判结果后，对他说：“你的意思是救他们？”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如果审判结果与委座的原意相差太远，恐招致不美。倘第三次他仍坚持枪决，恐怕就无救了。”
白崇禧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每人给他几年徒刑，关若干时间后，再申请将功折罪，放他们出来。如此既可救他们一命，亦可与原批出入不大，岂不两全其美？”
白崇禧依其所言。审判结果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此案之判断，使空军官兵尽皆欢天喜地。张等坐监不久，即被保出仍在空军服役。这对张等三人真乃是再造之恩。
白崇禧为坚持其做人之原则，亦曾与蒋介石发生过冲突。
北伐战争初期，一次，孙传芳部之三个军，因前去无路，后有追兵，乃派一军使前往白崇禧处投降。白崇禧有如初生牛犊，无所惧怕，即由军使陪同，亲至敌人阵地视察。敌方三个军长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见白突然而至，不胜惊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