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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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2月，向大陆同胞作春节广播，号召响应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同月至台中主持癸亥春节联合祭祖大典；3月，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赠予名誉哲学博士学位，同月主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并在会中致词及说明盟歌歌词之意义（盟歌由何应钦作词，李中和作曲，歌词如下：“三民主义，平等自由，耕者有其田，政治民主，民生均富，制度最进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华民族，团结奋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华民族，永享自由。”）；10月22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成立一周年，主持大同盟推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出一年来大同盟发展将近60个海外组织，近400个大陆地区秘密组织及两个洲际组织；11月，前日本首相岸信介米寿，率祝寿庆贺团赴日参加庆贺，团员有谷正纲、（叔常）、辜振甫（公亮）、陈履安（陈诚长子）等人，同月返台。73年元旦，在中央广播电台向大陆同胞发表广播祝词，号召：“我大陆十亿同胞，一致参加‘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行列，就地反抗，就地起义，趁着中共整党斗争之际，掌握大好时机，就掀起全面反共革命推翻中共暴政，以三民主义统一我们的国家！”4月，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编印《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列为《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之一），扉页题“谨以木书恭祝何上将敬公九十晋五华诞。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敬献”；10月，连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第二届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74年9月3日，主持在“国父纪念馆”举行之“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对日抗战胜利40周年大会”，出席者有副总统李登辉暨各界人士2000余人。75年4月，突感不适，入院治疗，断为轻微中风，自此缠绵病榻，间有重要典礼，仍抱病出席，自言：“余生平行事，不矜不伐，无愧无怍，但知服膺领袖，忠党爱国，以尽我革命军人之天职，其他非余所计也！”其养生之道为：“食不求饱，起居有节，不过分运动，不过分疏懒，最重要的是心志澹泊，知足常乐，行事要无愧于心。”
第八节百岁老人的遗憾生命之钟停止摆动1990年12月14日，张群走了101年的生命之钟停止了。或许像张群先前自己说的，到了这个年纪，他把死已看得很淡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把这把老骨头埋在故乡的土地上。
1889年，张群出生在四川华阳县。而后出了三峡，在天南海北闯天下，有“军人政治家”之誉。
当年张群出蜀，先是在保定上了陆军速成学校。那时候还是清朝天下，新式军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军人，一反清廷办校的初衷，倒过来成了反清的枪手。张群从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由该校考送到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在东京的日子，与许多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一样，张群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开始反清活动。
张群在日本的几年深造没有白费，动荡的局势很快为这位年轻的军校生提供了机会。
1910年，张群从日本学成归来，正是反清风潮涌动的时刻。张群随即参加了陈英士的沪军都督府暨23师，担任参谋，后任第89团团长等职，亲历了上海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的几年，中国政局反复无常，革命者命运也随之波动。辛亥革命转瞬之间便被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形存实亡，上海都督府也很快消失了。张群本已被送往英国留学，却终于半途而废，再度回国参加反袁革命。然而由革命党人发起的讨袁“二次革命”，终于未能恢复共和，袁世凯轻而易举便击败了共和军，大批革命党人被捕被杀，幸存势力被迫流亡国外。张群参加了江苏讨袁军起义，失败后再渡重洋，流亡日本。很快又转赴南洋，在爪哇岛国做教师谋生。
1915年，张群返回上海，参与浙江独立运动。逐渐在军界崭露头角。1917年，张群就任广东大元帅府参军，并任军政府副官长。随后几年，张群往来南北，活跃于军警界，先是担任四川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后来又在河南任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那些个动乱的年代里，似乎特别钟情于军人出身而又有政治家风范的人。张群在这个背景下步步登高。
北伐军兴，张群做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暨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随军而行的张群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待到北伐成功，张群更是官位压身。蒋介石在南京立都后，张群担任了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委员；随后又任军政部第一任政务次长，兼兵工署署长，并兼同济大学校长。这一年，张群在国民党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又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在地方事务中开始发挥作用。仅从职位上看，张群已显出军人政治家的形象。
1933年，张群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此后，张群又出现在外交界。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日本在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蚕食华北，接连挑起事端，局势一触即发，异常危急。对日外交遂变得非常令人注目。张群在这一年调任外交部长，更加为国内外瞩目。张群在外交界的作为，尤其是与日本人的交往，为其一生埋下伏笔，此是后话，暂且不说。但直至抗战爆发，张群以外交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在对日决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地域说，四川这地方对张群来说有特殊的缘份。抗战爆发，可以说是一个契机。
1937年“七七事变”起，日本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溃退，大片国土沦丧，蒋介石政府被迫迁往重庆。
张群先以行政院副院长兼军事委员会行辕主任的身份入川，筹办西迁事宜。从这时直到抗战结束，国民党政治中心就在四川，张群则扮演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角色，地位日益重要。
在这里他曾先后担任、兼任过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长等职。1940年，任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广泛参与蒋介石政府的战时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决策，抗战数年，四川局势的变化对全国影响甚深，其中张群算是可以载入史书的人物。对于他自己来说，四川这一段是在家乡的得意之处。
重庆这一处，对张群来说，是很难忘的，尤其是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经过。1945年，中国人民在经过八年苦战之后，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国内局势的变化又成为焦点所在。国共两党面临着新的抉择，这也是全中国人的命运所系。这一年8月，重庆依旧是阴雨绵绵天气，恰如张群的心境。原先国民党政府以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所以在日本投降后的几天内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料毛泽东来了。作为国民党政府一方的谈判代表，张群坐在谈判桌前，颇觉尴尬。他望着对面的周恩来，只得说老实话：“我方在党内并未就谈判做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
重庆谈判，以“双十协定”签订结束，然而张群的谈判还在继续。原来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又在各处对共产党解放区发动了进攻。1945年年底，中共提出停战协定，蒋介石请来了美国特使马歇尔参加谈判。这一回，与张群对面而坐的仍是周恩来。
双方争执激烈，张群强调以恢复铁路交通为先决条件，以便迅速往北方运送国民党军队；周恩来则主张在铁路线上任何一方不运兵，不驻兵。
步出谈判室，众记者蜂涌而上，中央社记者问张群：“先生与中共谈判，可比与日本谈判更难？”
张群丝毫不带刚刚还在进行争论的激烈情绪，平缓地说：“与日谈判，面对是敌人；如今与周先生，都是自家人，有什么话都好说。”
此次谈判，重庆报界对双方代表反应强烈，认为是国共两方极具魅力的军人政治家的交手。有人对张群说他是军人政治家，张群说，“周恩来先生也是军人出身的政治家。”
双方的谈判到1946年初有了结果。1月5日，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5天后，张群和周恩来又在同一份文件上签名，即《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宣布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领导军事调处工作，负责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的情况。然而这个虚幻的调解只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全面冲突终于不可避免。不久，忽然报界传闻，张群病重，将赴美就医。
很快，张群被送往上海，几天内又由美国军用专机送往纽约就医。
口称身患癌症的张群，在纽约医院住下后，仍不停留地奔波于上层社会，谒见美国要员，活跃非常。以至后来有人竟猜测他赴美并不是真为了治病，而是另有重任。
张群自己始料不及的是，此一去，在老家的辉煌日子便跟着去了。
1946年年底，张群自感身体复原，原先传说的癌症被美国医生确认为误诊，如此便不用在美国耽误了。随即飞回上海。但此时要入川已是很难了，一方面四川要职已有人接任，蒋介石对张群也另有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