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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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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2章

书籍名:《金陵新传》    作者: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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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

“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

赫鲁晓夫吃惊地半张着嘴巴,凸起的眼珠几乎从眼眶里蹦出来。

赫鲁晓夫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以至许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仍然引用这段话,并且认定毛泽东是“疯子”、“战争狂人。。”

波兰的哥穆尔卡也曾抱怨地说:“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5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他也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的主任杰里·珀森斯将军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毛泽东对自己的许多得意之笔,风趣地称之为“我又耍了一个小花招”。在莫斯科的这番话,算不算花招?没有人研究。此后,毛泽东亲自部署,调集了精兵强将去占领两弹的制高点。

1964年,有了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运载导弹。不久,又有了氢弹。到这个时候为止,中国已经进行了七次成功的核试验,每次试验的成功,都昭示着中国两弹技术的又一次惊人的飞跃。

现在,毛泽东当然不会再谈,准备死多少人的问题了,而是要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近几日,毛泽东又读二十四史,其中《明史,朱升传》中的一段话,始终在他脑海里萦回。

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四方旱蝗,饥荒严重,又瘟疫流行。是时,元皇朝纲纪不振,政治腐败,内部纷争,天下群雄竞起,遂致大乱。定远(今属安徽省)皇觉寺为乱兵所焚。朱元璋无奈,投至义军郭子兴属下,任亲兵九夫长。后屡次征战、南讨北杀,朱元璋兵多将广,羽翼渐丰。此时朱元璋急于称王,然隐士朱升剖析天下大势,指出为敌者,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东南有方国珍,早早称王,只能成众矢之的。现在天下大势未定,群雄逐鹿,不如暂时拥借已称宋帝的韩林儿,修好于各方,集中打击陈友谅。此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朱元璋纳之。此后,灭陈友谅、沉小明王于瓜号江中,障碍即除才于公元1368年正月,即皇帝位。

面对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毛泽东从明史中又受到偌多启示。

为减少伤亡,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应迅速挖掘修建防空工事。当核弹袭来时,人们可躲至地下。

打仗最忌两面树敌,美国急于撤出越南,我们该送他一颗定心丸吃吃,明确告诉他们中国无意在亚洲追求霸权,也无意去填补美军撤离后的空白。面对苏联的战争叫嚣,我们不能单纯地组织防御,应该和张爱萍商量一下,可否把即将实施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再提前一段时间。触一触勃列日涅夫的神经。看他还有没有胆量去动核按钮。。毛泽东虽然躺在水面上未动,却已思贯古今,神游八极,将一场大战的全局廓括胸中。

毛泽东的“小花招”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有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预见性。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言:“如果历史能够倒演,80%的人会成为伟人。”

“主席,总理来了,正在客厅等您。”工作人员打断了毛泽东正在太虚中往来飞梭的思绪。

毛泽东手攀扶梯,走上池岸;用毛巾揩干身上的水迹。披上浴袍,走进了客厅。

“恩来,坐下说话。”毛泽东气定神闲地说。

“主席,四老帅的紧急报告,您看过了吗?”

由于过度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急促、暗哑。“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毛泽东淡然一笑,“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哩!”毛泽东今天是语声朗朗、谈笑自若。周恩来心中却如悬巨石,神色忧郁得很。

他为毛主席的安全而忧虑。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九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恩来略一思忖,陡然眼眸一亮。

毛泽东狡黠地一笑,“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恩来兴奋地道:“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毛泽东摇摇头,“只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恩来:“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看了。”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着说:“勃列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恩来始终记挂着自己的使命,趁此亮出了底牌。“主席,四老帅都认为国庆节苏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的潜台词是:搞集会主席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部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周恩来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

周恩来的浓眉紧紧地锁在了一起。

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

周恩来反复抻量警报后的五分钟。

如果留有余地,或许只有四分钟、三分钟。



周恩来苦思苦求着万全之策。

毛泽东笑笑,解意地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周恩来心头略松,会意地:“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28、29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柯西金大失所望1969年9月2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9月4日,周恩来在叶剑英、韦国清的陪同下,乘专机飞往河内,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行前周恩来电告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做任何接待,告别遗体后当天即返回国。

周恩来这样要求是因为他想避开与苏联领导人见面。参加正式吊唁活动,这样的会面是不可避免的。鉴于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此时中苏领导人会面对国内的备战和对国际舆论的影响,都是不利的。

作为胡志明的莫逆之交,周恩来为不能参加他的追悼会感到万分遗憾。

9月4日晚上,周恩来在吊唁并瞻仰完胡志明的遗容后,匆匆乘机回国。9月9日上午,越南在河内巴旁广场为胡志明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前来参加吊唁活动的各国代表中,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柯西金见吊唁的外国代表中没有周恩来,不免有些失望。他找到前去吊唁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表示希望在参加完葬礼后回国途中在北京停一下,同中国领导人见见面。

中国迟迟没有答复。

柯西金几乎失望了。在专机临起飞前,他亲自打电话给中国驻越大使,将他回国飞行停留的路线详细地告诉了中国大使。

柯西金始终认为,格列奇科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一想法是丧失理智的疯狂的意念。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会随着高空气流四处飘散,不仅会杀死千百万中国人,也会威胁到远东的苏联公民以及与中国接境的其他国家的公民,何况要消灭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几颗原子弹无疑是做不到的。假如中国实施报复,将所有的核弹都一古脑地扔到苏联头上的话,那么这种灾难也是苏联所无法承受的。

柯西金的种种和平建议虽然在政治局多次会议上均未引起足够重视,但他却甘愿再冒一次风险,向中国领导人晃动起橄榄树枝,准备做一次和平的使者。也许是他的和平意愿感动了上帝,“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机出现了:9月10日,当他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忽然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又转经伊尔库茨克于9月11日上午到达北京。

机场贵宾室的一场舌战上午10时30分,当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人前往迎接。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到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进行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190分钟坦率而诚恳的会谈。

双方一落座,柯西金就说:“周恩来总理,我们大约有将近5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吧?记得上次会见,毛泽东主席表示要与我们争论一万年,我那一次可是被你们责骂够了!”说完他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周恩来神色严峻地说:“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