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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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篇文章都是以抗战期间有一河南人郑发千里寻弟至重庆，蒋介石如何‘礼’待郑发为依据，断定蒋介石便是郑发的胞弟，证明他是河南人，从而证实唐人说法的正确性。本来唐人所述为小说家言，文学书籍，事有妄载，言有阙书，对一些史实，经不起推敲，有我们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就可证其讹误。但现在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文史资料连篇累牍，一再引证，且言之凿凿，可见问题已超出了一般的‘传闻’范畴，虽然这些文章的依据大都是传闻而已。问题既然再次提出，我们的态度是按照历史学的观点，不妄断，不途闻，用事实来说话。而关于蒋介石身世涉及到了浙江、河南两个地方，就应开展周密的调查，提供确凿的证据，切莫以传闻作信史，以讹传讹，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好在我们有备而作，所以，很快就请何国涛写成了一篇《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
经毛老一说，访者恍然大悟：后来轰动学术界、波及海内外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原来是在如此情况下写出来的。具体完成时间是1982年初。文章写作动机是严肃、认真的，笔法也是公正朴质的。与《蒋介石在溪口》一文相比，它更能抓住要害、说明问题。奉化县政协文史委亦多次组织班子，利用当地优势，遍访乡间耆宿，终于查出了蒋介石出生时的接生婆婆昭仁与蒋介石婴幼时的奶妈胜坤娘（即后来任丰镐房帐房总管唐瑞福的祖母），有力地证明蒋介石系蒋肇聪与王采玉的嫡子。蒋介石父母的来历清楚，并无启人疑窦之处，蒋介石自身来历亦已了然，因此可以断定传说中“郑三发子”必另有其人，但绝不会是奉化溪口出生、长大的蒋介石。
文章杀青后，何国涛交给毛老审阅。毛老阅后，认为资料翔实，一气呵成，已达到了调查的目标，即送交中共市委统战部，宣传部审核，拟在《宁波日报》发表，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能如愿。毛老将文稿送省政协文史委。当时负责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曹湘渠阅后，认为史料珍贵，结构严密，证据充分，但能否立即予以发表，尚不敢定夺。后经时任省政协副主席、原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审阅，认为是一篇极为难得的珍贵史料，作到了“去伪存真”和实事求是，有利于海峡两岸的统战工作。并赞扬了宁彼市政协的文史工作与何国涛。
1982年12月，《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连同宓熙（原蒋介石侍卫队大队长）写的《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唐瑞福与汪日章合写的《蒋介石的故乡》等文，一并刊载在《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3辑）上。
该辑的“前言”评论说：“《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就是一篇释误解的文章。所谓‘谜’，即长期以来《金陵春梦》等书所流传的‘蒋介石是蒋母从河南带来的拖油瓶郑三发子’的种种传说。这篇文章的作者何国涛通过在溪口和蒋母家乡葛竹的详细调查，查《宗谱》，访族人，以所得的大量材料，解了此谜，证明这些传说纯属子虚乌有的海外奇谈。这一澄清，大大有利于辨真伪，正视听，也是史料工作的一种拨乱反正。”至此，宁波市政协两度组织的关于蒋介石身世的调查活动，告了一个段落，取得了圆满的结果，用毛者的话说，这样持续经年的调查活动所以能开展，圆满的结果所以能取得，首先应归功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归功于中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喜的是，文章一经发表，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和学术界。首先，香港《大公报》等四家报纸，在同一天刊登了中新社发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
第23辑）出版消息，香港《大公报》连续15天转载了《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第三篇有关蒋介石身世的文章。《百姓》杂志也要求转载。有的报纸专门写了题为《蒋介石并非郑三发子》的评论文章。信息很快传到台湾，台湾的《传记文学》等报刊争相转载，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经《传记文学》（第52卷第4期）全文转载后，又与《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等文，一同被收入《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的“附录”中。著名旅美作家江南（刘宜良）写作《蒋经国传》时，就采用了该文提供的大量史料。其次，在大陆，《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3辑）1982年12月第一版发行后，立即告罄，翌年4月第二次印刷。1985年6月第二版出版，仍供不应求。1986年10月
第四次印刷，4年间共计印数18．5万册。连同1989年10月发行的（浙江省政协文史编辑部在原有稿件的基础上，扩大征集范围，编辑、出版）《蒋介石家世》专辑《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38辑）
第一版，6年共计印刷5次，发行28．88万册。1994年5月，沿袭原书名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将《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放在首篇醒目的位置，出版了《蒋介石家世》第二版。12年来，以《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为主要文章的蒋介石家世史料一版再版，数次印刷，销售共计47．4万余册，堪称文史资料出版物之最。再次，这篇文章的影响远远超越了问题本身，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而成为扩大统一战线、改善海峡两岸关系的契机之一。读者纷纷来信，赞誉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蒋介石家世》，“是做了最大的统战工作”。原台湾高雄“警察局长”、“中央警官学校教务长”，看到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孙中山、蒋介石两辑史料后，来信说，这两本书“很吸引读者，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史料贵在真实，你们的史料，能反映历史真实面目，信实可靠，很珍贵。”大陆解放时，在香港通电起义的原国民党立法委员某人士，看到蒋介石的史料后，来信说：“读之令人折服，长期以来，《金陵春梦》等书，谬种流传，硬说蒋介石是‘拖油瓶’，流传极广，这篇史料，有力地予以澄清，读之爽口，十分得体。”又据毛老介绍，台湾当局特别是蒋氏后裔看到这篇文章，反响甚为强烈，他们认为共产党也是能讲真话的。从此蒋纬国先生等改变了对共产党原有的看法，响应并积极宣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
第五节“黑匣子”曝光偶然发现学界传开三四十年来，关心民国史的人都知道与蒋介石同居生活过的陈洁如曾留下一部回忆录；亦曾风闻蒋家花了一笔巨款以阻止这部书的问世，因此，《陈洁如回忆录》一直成为大家想看而又看不到的“秘笈”。
《陈洁如回忆录》英文打字原稿静静地躺在加州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30多年，约在1990年台湾一位青年史学工作者到了美国，他在加州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进行研究时，在民国人物张欲海的档案里，偶然发现了蒋介石的弃妇陈洁如回忆录稿本。
发现此书的年轻史学家，兴奋之余，立即告诉了伊利诺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授易劳逸。易劳逸是当今美国的“国民党学”权威学者，听到这个消息后，迫不及待地奔赴胡佛研究所阅看新材料。据易劳逸说，《陈洁如回忆录》颇具价值，但对史事的回忆与叙述，谬误不少，所以他又专程跑到台北搜集资料，然而在旅台期间，易教授却突患脑病不得不中途停止工作而返美就医。学界并无“秘密”可言，胡佛研究所准许学者复印“陈传”（一次以复印一百页为限），于是，《陈洁如回忆录》珍藏于胡佛研究所的消息在学界传开。
《陈洁如回忆录》的“出土”，当然是史学界的“爆炸新闻”。台北《新新闻》周刊和《传记文学》杂志分别以快速行动翻译连载和出书。
出版前后离奇诡谲陈洁如的《回忆录》怎么会存放在张歆海的档案里的呢？学界的看法是：美国出版社当年准备出版该书时，可能曾请张氏过目审阅。另一种说法是：胡佛研究所工作人员误放在张氏的档案里。张歆海为哈佛大学博士历任国民党政府驻波兰捷克公使和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亦曾执教于美国学府，抗战期间在好莱坞工作，1972年12月去世。
亦有人怀疑张歆海是陈洁如回忆录的撰稿人。但在张氏的档案中并无任何材料证明此说。而以张氏的史学造诣，亦不可能写出这样文字平平、史事错谬不少的陈洁如回忆录。
总之，自写作、交涉出版到封杀出局，《陈洁如回忆录》的命运充满了神秘、离奇与诡谲，其中又包含了金钱、威胁和血腥。这一段曲折的经过，几经探求，才在美国东部一所著名大学图书馆特藏室的一份档案中找到了完整的答案。
30多年前，所有参与《陈洁如回忆录》出版与封杀工作的人，如今几乎都已作古，只有陈立夫仍然健在，而陈立夫又是一个关键人物。
三人合力写回忆录陈洁如的外孙陈忠人在1983年6月1日出版的香港《百姓》半月刊上，写了一篇《纪念外婆——陈洁如》，他说：“我承应有些长辈的嘱咐，在我外婆的日记、书信和自传手稿整理出版前夕，先从中抽出二、三件事来，写成这篇短文，算做对外婆的纪念，藉以一抒12年来的哀思。”陈忠人所提到的“在我外婆的日记、书信和自传手稿整理出版前夕”，事实上，并未出版，也许又遭到了封杀。但陈洁如确实留下了日记、书信和自传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