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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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对这位院长夫人来说，好像是一件苦事。
严先生是财经专家，掌管国家财政大权多年，可是在家中，他却没有财政权，因为还有一位严夫人，据她说：“严先生脑中只有公事，家中什么都不管，每月薪水领到以后分文不少全部交给我支配。”
严先生伉俪一向是紧守着中国式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他从不把公事带回家去做，她也从不拿家庭琐事去烦扰他。也许就是这样，他（她）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吵过一句嘴。
细读上述报道：静波先生“功在党国”，做人方面，则“治事严谨，生活朴素，爱好广泛，道德优良”，达到完人的标准。当时岛内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我们体谅台湾新闻人员的苦衷，为环境所逼。
陈去严来，新任“行政院长”被新闻界喻为“黑马”。可惜，很多人忽略了蒋介石的心思。
台湾土地面积虽小，但“出将入相”的人才，说得上济济一堂，蒋介石慧眼独钟一个唯唯诺诺的严家淦，不可否认，有私心在作怪。
进入60年代，台湾承继前10年的安定，虽进取不足，但在安定中求发展，却绰有余裕。
政治上，发生几件大事。艾森豪威尔临去秋波，趁旅日之便，顺道访台。蒋介石与艾森豪威尔在南京时代有过一面之缘。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美国总统屈驾，无疑使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脸上添光。
但也有挫折，法国总统戴高乐，不顾华盛顿的反对，断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国民党当局在西欧的外交防线，出现严重的缺口。处此尴尬境遇，为了巩固“王朝”，蒋介石加紧了传子计划。
登门作揖和官方宣传正相反，严的才华、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很困难。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这样提到“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唯唯诺诺的人，张群、魏道明型的大官僚。”
香港《新晚报》曾这样报道：台湾“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严家淦本月（1958年1月），从欧洲取道曼谷到了香港，仅仅停留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就匆匆飞回台北去了。
他这趟上美国还是去年9月间的事。当时他以台湾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议“首席代表”的身份，带着满腹密圈的“争取美援计划”，跑到了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会议闭幕后，他又以私人名义去旧金山参加美国《时代》、《生活》杂志和史丹福大学合同举办的国际工业发展会议，然后再折回华盛顿，向美国政府“申请”更多的美援。
在华盛顿的期间，他的活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他果然曾经和美国国会支持台湾派的评论员诺兰、周以德这几个人打打交道，和美国主持援外计划的官员们却并没有谈出所以然来。
他所受到的最大打击是：当他还在华盛顿穷打主意的时候，美国国会决定把援助台湾的款项减少了2000万美元。他虽然就这件事情，向美国记者们发了一顿牢骚，但于事无补，也只是说说而已。
看到在美国找不到油水，他便发了一封密电到台北，向俞鸿钧“请示”，并且建议让他去西德试探一下货款的可能性。俞鸿钧本人当然不敢作主，就把他的建议报告蒋介石。
对于美援的削减，蒋介石已经急得手忙足乱，他不管严家淦向西德贷款的办法是否会有结果，还是批准了。为了不要太露痕迹，严家淦用的是“考察欧洲工业”的名义。
他到了西德后，曾经几度要求和阿登纳见面，但后者总是用“工作太忙”的理由拒绝了。他在波恩耗了一些时候，最终见到了西德的财政部长和经济部长，还有副总理欧赫德。
在和这几个人的谈话中，严家淦拐弯抹角地探询了货款的可能。他们来得更妙，说明西德对于发展贸易是有很大兴趣的，至于货款，似乎不是一个“战败国”应该考虑的事情。接着，他们又向严家淦打听台湾到底有什么可资出口的货品。这么一来，这位以“运用美援”为专荣的“主任委员”可就被难住了。他心里完全明白，台湾除掉伸手张口向美国要钱外，什么办法也没有，又哪里谈得上“对外贸易”？
钱借不到，还是得回去报账，于是他只能装出一副笑脸跑回了台北。他在向“中兴社”记者发表谈话时，故意强调“美援”的削减是普遍性的，并不是对台湾的特别处理。关于他的西德之行，他也只说到曾和西德负责官员交换发展“中德贸易”的意见；更重要的货款试探，不须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靠“运用美援”起家的严家淦，在台湾“国民党政权”中，算是个深得美国人“赏识和支持”的角色，他是苏州人，出身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台湾“行政院长”俞鸿钧有同学之谊。他刚刚爬上国民党的政治舞台时是靠着陈仪的援引。当初陈仪在福建担任省府主席时，他在陈的手下当财政厅长，抗战胜利后，陈仪到了台湾，他先后干了一个时期交通处长后来又调任财政厅长。
陈仪从台湾调到浙江省当政府主席，他则内调南京，担任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和美国人的关系拉得非常好。司徒雷登和“美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的负责人赖晋翰对他都有极好的印象。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他是和吴国祯、俞大维、孙立人列在一起的。
“国民党政权”搬到了台湾，由于美国人的支持，他当上了“财政部长”。等到美国祯的“台湾省政府主席”下台时，又让他顶上吴国祯的空缺。又过些时候，美国人对于台湾使用“美援”的方式表示不满，于是，一向深得美国人信任的他又调任了“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直干到现在。
和一般国民党官员比较起来，他确实稍微像样些。据他一个老部下说：他的最大癖好是读书和旅行，当他主持“台湾省政府”时，台湾的每一个角落他都走遍了。而在家里闲着的时候，他一定要看书。
不过他既然喜欢读书和旅行，照理应该有点见识才是。在目前的情势下，他如果想继续靠着“运用美援”，失望的日子很快地就要来临了。
严家淦在台湾省“主席”任内，一般耳熟能详的批评说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有段关于他拘谨不负责任的故事，经杂志揭载，曾传诵一时：去年（1955年）西班牙戈耶画展举行前，“中央”暨省级有关机关均拨助少许经费，“外交部”更竭力襄助，因戈耶画展系“中西文化协会”主办，正当中（台）西二国“邦交”积极开展之际，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襄助玉成，自属义不容辞，中西文化负责筹备戈耶画展之范君，曾书就呈文，透过私人关系往谒严主席，请拨款（只是三两千元之事）襄助。
主席满口“好的，好的”，然后在呈文上批示：“交教育、财政两厅核议”。公文旅行多日，经教育，财政两厅核议的结果：“拟可照准，惟因经费短绌，如何之处，呈请钧裁”。上行下效的推回主席办公室，范君再谒主席，又是满口“好的，好的”，并再批交该两厅二度议核。这么一件芝麻绿豆大的事，尚且迟迟不决，其施政大端可想而知。有人认为这是严氏过去多年来所养成的拘谨习惯，虽荣膺主席，但此一习惯，却无法改变。
这个故事的含义，在于说明严家淦遇事推事的本领，和张岳军的名言“原则同意，技术研究”，半斤八两，蒋介石口口声声要革除官僚政治．他偏偏喜欢这类官僚，原因无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严家淦在国民党内资历，除是“忠诚的国民党员”，“七大”始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九大”，临时抱佛脚，升为中央常委。其难服众，显而易见。
“选法”规定，“行政院长人选”，由“总统”提名，咨请“立法院”
同意，如果“立法院”诸公，稍露不满，则正式组阁难于顺利进行。1949年，居正组阁时就开过这样受阻的先例。幸严挨家逐户，登门作揖，兼国民党中央又发动组织机器，强迫支持，“立法院”这一关才轻舟强渡，顺利抵岸。蒋介石为什么看中这位“新人”呢？说穿了，见怪不怪。严的缺点，也许正是严的优点，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时、地利、人和，使严因缘际会，扶摇直上。
严静波“新阁”一登场，次一步便是“内阁”局部改组。各部会人事，依例提请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所谓“通过”，并非靠投票决定，如国民党党章所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蒋总裁交议的事，人人赞成，中常会的功能，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
绕了这么大圈子，目的为蒋经国的上升，找陪衬而已。严家淦接到指示，提名太子为“国防部”副部长，做数学家俞大维的副手。
新闻界报道，说蒋经国事先一无所知，那天他在合欢山休息。但和他一道的，却又是他的前往，“国防部副部长”梁序昭上将，益见假戏真做之天衣无缝。
俞大维九年前出长“国防部”，这位弹道专家最大的长处：（1）不过问内部人事，因此和任何一位“参谋总长”和睦相处。（2）他是真正的文人，符合“宪法”精神，除了跑美国争取军援，即是去金门，慰问驻军将士。派蒋经国去“国防部”担任俞的副手，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爱护儿子的苦心孤诣，以小蒋的能力、经历，他无须屈居他这位亲家的名分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