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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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懂。。”
“那你为什么失信于我？”
“请大千先生息怒，我有难言之苦啊！”接着，这位古玩商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就在张大千离去不久，张学良赶到了琉璃厂这家古玩字画门市部，问及有何名贵的书画珍品。这位古玩商人又将华岩的那幅珍品取出，开价要了5百银元。没有想到张学良连价都没还，当即命随侍取出5百银洋往案几上一放，干脆地说：“请数钱吧！”
到这时，古玩商人复又想起张大千来，但是当他看到白花花的5百银元的时候，又喜不自禁地暗自说：“多赚了2百银元！”
可是今天，这位古玩商又换做另一副模样，话中有音地对张大千说，“他是当今北平的皇上，把5百银元往我桌上一甩，我敢不卖给他？”
直到1935年，张学良到西安调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之职，才得以与张大千劫后重逢。这年重阳节，张大千西游华山，张学良闻讯急忙前去探望，他紧紧抓住张大千的双手玩笑着说：“大驾光临西安，不到我的公馆住住，休想离去。”
当夜张大千乘兴泼墨挥毫，为张学良画就了一幅《华山山水图》，使张学良大喜过望，旋即和赵四小姐盛宴款待张大千。回到北平后，张大千念念不忘张学良的深情厚意，又画了一幅《黄山九龙瀑图》寄给张学良。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画中精品，张学良视若珍宝。
之后多年，他们均未相见，至50年代末期，已移居巴西的张大千冒然向他的入室女弟子宋美龄提出要见张学良。在蒋介石“准予相见，但不得向外透露此事”的批语下，张大千来到了台湾。
相见那天，张学良在赵四小姐的陪同下，早早恭候北投复兴岗寓所的门口，老友相见，一时涕零难语。
不久，张大千离台它去，在他候机时，一位中年人匆匆走到他的面前，双手捧着一个硬壳长形的圆筒，恭敬地说道：“大千先生！这是张将军赠送给您的礼品，请收下。”
张大千双手接过礼品，紧紧抱在胸前。
“张将军再三让我转告，”来者格外郑重地说道：“请大千先生回到巴西再打开看此礼品。”在日本东京机杨，可能是看此礼品的心切吧，他竟然违约开启圆形的长筒，取出一幅画轴，双手展开一看，原来是30年前在北平琉璃厂那幅华岩的精品。他的双手颤抖了，老泪纵横双眼也模糊了。。1978年，张大千举家返台定居，从此与张学良便经常见面，及至形成“三张一王的转转会”。
1983年1月2日，张大千溘然病逝。他长张学良二岁，终年85岁。张学良闻噩耗万分悲痛，又失去了一位挚友！真是“忆旧半为鬼”。这对张学良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西安事变”后第一次接待记者囚居中的张学良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一队“随行人员”对他形影不离地进行保护，不允许他随便与外界接触，更不许记者采访。几十年来，各新闻单位都想尽办法，找尽关系，要访问这位传奇人物，但大都不得其门而入。1981年8月18日，台湾《联合报》却抛出了一篇爆炸性的新闻——《和中国近代史相关联的——张学良访问记》，在台湾朝野上下掀起了一阵喧然大波。这是自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接待的第一位“职业新闻记者”，也是数十年来对张学良情况最详细的一篇报道。
该报记者于衡在文中说，张学良是“很不心甘情愿的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访问，”因为当时张学良正因病住在“荣民总医院”，且有四名“随从人员”日夜轮流值班看守，而于衡也因病恰住在张学良的隔壁。以下是于衡介绍的住院期间八访张学良的经过。
张学良这次是因患重感冒高烧不退而住院，他住的是传染病科，用的名字是“张毅庵”。张学良入院的第一天曾拉大嗓门对护理员说：“今天上午我的体温是三十八度九。。”。这特殊口音引起了隔壁于衡的注意。新闻记者的敏感使于衡忍不住想打听这位老人的来历，于是他溜进了老人的病房。当知道这位老人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张少帅时，他又惊又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怎么能放弃这机会呢？
第一次采访，“随从人员”没有发现，使于衡得以同张学良攀谈了50多分钟。当于衡第二次去访问张学良时，“随从人员”就向于发出警告：“以后不要再来麻烦张先生”，要于“自我节制”。但是，以后于衡仍作了6次短时间的访问。访问记这样写了张学良的身体状况：他已满头灰发，头顶中间的头发脱落，成了罗汉秃。有人说他“声若洪钟”，其实是由于他两耳重听，讲话时怕对方听不到，所以嗓门拉得特别高。除了患视网膜炎和老年性重听病以外，心脏、肾脏、肝脏、血压，都很正常。望着他那疏落而灰白的头发，面部的老斑，再加上医院病人所穿的宽大睡衣，还有他那一脸纯朴的表情，看去真似乡间的老农，那会想到他就是五十年前叱咤风云的张少帅。
张学良目前住在台北北投复兴岗附近半山上的一栋房子里，平时以读《圣经》、养兰花和听京戏打发日子。他和夫人赵一荻现在信奉基督教，熟读《圣经》，可以背出《圣经》的某一章某一节。张学良现在还是美国一家研究《圣经》的学院的“函授生”，拜周联华牧师为老师。他常在星期日去士林的一家小教堂做礼拜。。。于衡的访问记引起了许多人士的质疑与气愤，因为早在60年代初，蒋介石曾亲自宣布给张学良以自由，为何至今仍公然处于“保护”之中？
蒋介石确实讲过使张学良“全复自由”，那是1960年6月的一天，莫德惠忽接蒋介石电话，叫他到某地去见一个人。莫德惠满腹疑云，及到了台北士林一住家内，才知张学良在此作60初度之庆，亦无旁人。张学良自谓居此已久，并且常到士林礼拜堂做礼拜。从表面上看，已没有卫队在，但仍有特务暗中监视，所以张学良讲话也不多。
不久，台湾警备司令部亲称：“张学良经24年扣押后，已被释放。”据说蒋介石亲对他说：“老弟，到外边逛逛，找朋友玩玩呀！”
秘密探幽蒋介石为什么不给张学良自由呢？
1988年8月，原国民党南京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的机要秘书徐世江在《纵横》杂志上撰文《张学良遭终身软禁之谜》，披露：1931年8月中旬，在北平的张学良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日本关东军将要在东北发动侵华战争。张当即密电蒋介石请示“应变”对策。而蒋却回电说：日寇正到处寻衅，找个借口好出兵侵占东北三省，希你顾全大局，忍让一时，并严饬东北军官兵，如遇日寇挑衅时，不要抵抗，以免事态扩大，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9月18日凌晨，日本关东军竟悍然出兵，侵犯沈阳，炮轰北大营。张学良在北平得到电报，马上再次急电请示蒋。张首先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复电：“令张学良严饬东北军驻沈阳的将军王以哲、荣臻等绝对不准抵抗，违者以军法从事；并令驻辽宁的陆空军继续后撤，以不与日军接触为原则。‘沈阳事件’听候中央处置。”
旋又收到由专机送到北平的蒋给张称兄道弟的亲笔信，其主要内容：（一）现国际形势对我不利，英日有盟约在先，美法等强国又利用日本防范赤俄，均不愿援华抗日。（二）国内局势不稳，西南滇（龙云）佳（李、白）粤（陈济棠）等要联合反对中央，而“共匪”受赤俄援助，到处流窜，同时今年长江又发大水，天灾人祸，造成国困民贫，财政奇绌，武器不足，怎能抗击凶狠顽强的日寇侵略军！？我们要忍辱含垢，卧薪尝胆，内求稳定，外谋友国，积极筹购武器，充实战备力量，以待国际局势演变。当前只有退让，诉诸国际联盟，争取美法英苏等列强同情和援助，以“九国非战公约”来遏制日寇的侵略等，云云。
张学良误信蒋的欺骗宣传，且笃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遂转令王以哲、荣臻等将整装待命反击的陆空两军继续后撤；致将东北大好河山，束手让给日本侵略军占领！王以哲日后告称：“从这以后，每当日侵略军前进，张即电请示，蒋都复电令张不准抵抗，继续后撤。直到张学良被舆论扣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迫于舆论和民愤压迫，不得不辞职下野出洋考察为止，张共收到蒋及军事委员会这样不准抵抗的电令、函件共10余份之多。张学良的智囊团人士建议张将这些电令原件妥为保存起来，后来张夫人于凤至女士将这些函电让张去西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不料这些文件竟救了张的性命。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中央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及与张有宿怨的国民党党政大员，如陈果夫、陈立夫、唐生智、张继等人，均主张将张学良交军法审判，处以极刑！张夫人于凤至女士得悉此噩耗，立即分电蒋介石及西安谈判保证人宋子文，电文首先说明：“九·一八”东北军不抵抗，乃遵照委员长电令行事，汉卿并无罪责；“西安事变”系汉卿为维护“领袖”名垂青史，激于抗战之热诚，才进行诤谏的。进而说明，张唯恐蒋拟12月12日亲莅西安召集两军官兵及各界人士训话时，遭偏激分子暗算，才于12日凌晨发动名曰兵谏，实为保护委座安全之策；最后为维护“领袖”之威信，故又亲自护送钩座安返首都云云。电文最后着重说明：假如中央为某些当权者所操纵，致使汉卿有不测之时，凤至即将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的有关“九·一八”以来，中央及钧座给汉卿和东北军的指令、函电，全部公诸于世，诉诸国联，对日不抵抗之罪责，究应谁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