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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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寻孔颜乐处”成了宋明道学讨论的重大问题，对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敦颐自己解释说：“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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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５７１
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
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
①这就是说，道德远比富贵更有价值、更可爱，有了它，即使没有富贵等，心里也不会感到缺憾，而会产生一种很充实的幸福（心泰）感。总之，有了德也就有了福，德就是福。
周敦颐的确抓住了孔子、颜渊的人生价值观，尤其是他们的幸福观的真谛。孔子不断教育他的学生注意道德，不要汲汲于贫富得失。他提倡“贫而乐，富而好礼”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君子坦荡荡”
，由于“内省不疚”而“不忧不惧”。也就是说，人生幸福在于心理上永远保持平静和充实，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自己的道德完善，而不应计较于个人财富的多少，职务的高低以及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
孔子表白自己的生活态度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饭蔬食，饮水，曲肱而忱之，乐亦在于其中矣。”
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特别是他赞扬自己的学生颜渊时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段话，集中地表明他的幸福观。在他看来，幸福在于精神，而不在物质；在于奋斗，而不在于享乐；在于道义，而不在于个人的遭遇。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谈到君子有“三乐”
：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里既有履行自己的家庭义务，事亲从兄；也有自己的道德充实和完
①《通书。颜子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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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１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善；更谈到他作为教育家的一种独特的幸福，为社会培育英才。此外，孟子有个重要的关于幸福的思想，就是主张“与民同乐”
，把自己的幸福与社会上人民大众的幸福联系起来。
这个命题他虽然是对国君等少数人谈的，却有着普遍意义。
个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的幸福与人民大众的幸福分不开；真正的幸福和高尚的幸福，应该是与人民大众的幸福连在一起，以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幸福。北宋的范仲淹发挥了这一杰出思想，在著名的《岳阳楼记》里，他指出真正的仁人应该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即超越外在的物质条件和环境，超越个人的得失和遭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段名言不但在中国早已脍炙人口，而且飘洋过海，影响了许多国家地区的人民。
同是北宋时期的张载，把人生幸福的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西铭》里，他不但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论点，“视天下无一物非我”
，表达了高度的道德责任感，而且谈到“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里，他看透了人生，认为贫富贵贱等外在条件，并不重要，只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对我们都有好处。人活着要正确对待自己的命运，死去就是大休息。总之，对生死问题等也要淡然处之。从表面看，这种思想似乎有些消极，甚至含有宿命论的成分，接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实二者之间大不相同。儒家认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实践道义，而不是像道家那样只是养生贵己，他们所谓的“顺事”人生，其实就是以奋斗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道义去履行自己对家庭和社会所应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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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种关于幸福的感受和境界，不能不说是非常高尚的。
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A儒家讲的乐，也就是他们的幸福观，本来就陈义甚高，能够真正实现的只是少数所谓圣贤君子，而到了宋明道学那里，更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宋明道学的各个学派，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主张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功夫，成贤成圣，现实中的幸福问题几乎没人再提及。
明清之际出现了时代转变的风雨，与早期市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一个早期启蒙的思潮悄然兴起。站在时代前列的杰出思想家们开始更深入、也更现实地讨论了关于幸福的有关问题，然而这个讨论是以极严肃的形式进行着，学者们讲的多是天理人欲，很少提及幸福这类词句。
首先是王夫之（船山）
，他指出人欲与天理，亦即人的自然欲望与道德都是出自同一个根源，二者并不矛盾。
“天以其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
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理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
①“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相为对垒，理至处，则欲无非理。”
②同样，人的性与情也不是截然对立的，“性情相需者也，始终相成者也，体用相涵者也。”
③性是情产生的内在基础和机制，情是性的
①《张子正蒙注》卷三。
②《读四书大全说》卷六。
③《周易外传》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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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内容和外在表现。与此相应，王夫之又提出“珍生”与“务义”
，既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又极端重视人的道义价值，当然“义”的价值高于“生”的价值。他说：“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
①
清初的戴震（东原）进一步发展了王夫之的思想，他认为人生而有欲、情、知，这都是自然而然的，情与理相互联系，“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欲与理也是这样，“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
②总之，人的道德义理不过是感情欲望的适度发挥和圆满完成，绝对不像宋明道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二者相互排斥。
因此，“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则己矣”。但是这种达情遂欲不只是个人、自我，而是要由“遂己之欲”
，推广成为“遂人之欲”
；从“达己之情”
，推广为“达人之情”。最后实现“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不情无不达。”
③即是要满足天下所有人的感情欲望的需要。
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学者的人生幸福理论，后来被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继承和发展，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康有为的“去苦求乐论”。
他不但摆脱其先辈们的严肃面目，大胆揭出幸福的旗帜，而且还一反古代中国德重于福的传统观念，强调应以乐苦来判定善恶，指出，人的求乐免苦的追求乃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他还设计了种种关于去
①《尚书引义。大诰》卷五。
②《孟子字义疏证。理》卷上。
③《孟子字义疏证。才》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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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求乐的具体措施，这些思想都已超出了中国古代的关于幸福的理解，而与近代世界文明接了轨。事实上，康有为诸人的关于幸福的理论，也确实接受了不少西方的影响。
总之，中国尽管具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和种种文化特点，但是在人生幸福问题上也和世界上各个民族一样，进行了持续地探讨和追求，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提出和解答了一系列关于人生幸福中的哲学问题，例如幸福与机遇，幸福与道德、幸福中的客观环境与主体感受、物质条件与精神因素、感性欲望与理性规范、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及社会幸福等等问题，各个时代的人们都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不同方面作出了不同的回答。虽然不免“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但是皆有发明，皆有所长，也时有所用，其中每每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性因素。
谁能把古代近代的中外思想家们关于幸福的思考融汇贯通，再加以发展，提出一个科学而又全面的关于人生幸福的理论呢，这个责任历史地落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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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１小 结
第一编 小 结A纵观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每个时期的每个伦理学派别，甚至每个主要的思想家，都曾经对幸福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