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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于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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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章

书籍名:《我死于昨天》    作者:[俄]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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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想出方案的……”

尤拉把杯子放在桌上,伸手去摸烟。

“你感到不安?”她问。

“是的。我从来没这么工作过。”

“我懂了,”她笑了,“嘿,应当开始了。你别想做‘老姑娘’了,该出嫁了。”

我不可能再回家了。自娜斯佳对我讲了一切之后,我不能像往常那样望着她的眼睛,再把她的温顺忍让看做是她在为雇佣杀手而赎罪。可怜的维卡,她是怎么挨过这些天的!我是个懦夫,但我不能见她,只好寄宿在母亲那儿。甚至母亲的神经质我都能忍受,而同维卡、忍辱负重的维卡在一起我却无法接受。错误,荒谬透顶的罪过!我竟然怀疑妻子,罪不容恕!现如今我怎么摆脱出来?老天!幸好我还有卢托夫!只要再挺两天,等手续正式办完,就着手解决母亲的住房和赡养问题,一切就完结了——可以彻底告别过去了。危机中心将接受我,我将在那里工作,不必每天和维卡碰面,被难耐的负罪感折磨得痛苦不堪。

从彼得罗夫卡直接到母亲家的那天晚上,我给维卡打电话告诉她我不回家过夜了。

“你未婚妻的亲戚搬走了?”她问,声音里听不出丝毫的敌意。

“是,”我怯懦地撒着谎,“现在我要在这儿住了。”

“你的东西怎么办?难道不拿走吗?”

“有空再说。”我敷衍道。

“如果有人找你,怎么跟他们说?”

“让他们留言。我会给你去电话的。”

维卡没问我的联系电话,我很庆幸。

我在母亲那儿住了三天,听她那喋喋不休的“敌人要彻底歼灭俄罗斯人”的呓语。但不管怎样,这要比维卡的默默顺从好受。母亲虽然是精神病,但不是一点理智也没有,她很快就问我怎么不在家过夜。既然儿子不会编造丝毫梦话,只好在关于反俄罗斯倾向的呓语之后,脑子里涌出冗长、激情洋溢的独自:维卡是一条母狗,一个下流的妓女,一个糟透了的家庭主妇,我一丁点也不爱她。

第四天我跟往常一样挂电话给维卡,了解一下谁找过我。听说娜斯佳从刑侦处打来电话,并留下号码,让我回话。我照办了。

“我需要和你再见一次面。”她说。

“好吧,我就来。”我听话地答道。

这次见到我,她显得很冷淡,目光中透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像变了一个人。

“您找到杀死维佳和奥克桑娜的凶手了吗?”我问。

“没有,暂时还没找到。乌兰诺夫,这可有些怨您。”

“我不明白。”我困惑不解。

“您没对我说出所有参与安德烈耶夫节目赚钱勾当的人。”

“您怎么这么想?我全说了。”

“大概,您忘记了某个人?”

“不可能,”我强烈抗议,“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个也没漏掉。”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娜斯佳思忖着说,“我们找到了花钱登载有关您节目文章的那个人,一个很普通的人,什么坏事也没卷入过。仅仅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从他那儿什么也搞不到。他从没与您说的人中的任何一个有过接触。他的熟人中只有一个曾被邀请为您的节目嘉宾,但您却没提到他。这是怎么回事,乌兰诺夫先生?结论是——您故意漏掉了一个人。这很不像话。”

我怒火上升。她在干什么蠢事?!我谁也没漏掉,除了一个人我特意没讲——正是亏了这个人我才认识了卢托夫。我压根不希望警察打扰他,不想他生我的气。他不会跟谋杀案有牵连,这我敢肯定。而其余的,哪怕半夜把我叫醒,我也不会忘掉的。她把什么事与我联系起来了?这个浅色头发的耗子!这时我忘了,正是亏了她——这个浅色头发的老鼠,我才知道我的生活中从没存在过危险,也从没有过什么杀手威胁我的生命。现在这个奇怪的女人只能使我愤怒。

“我再说一遍,我全说了,没漏掉一个,”我气恼万分,“假如您找不到罪犯,这是您的事,不要把它算到我头上。”

“唔,就像您说的那样吧,”她平缓地说道,好奇地瞧着我,“好吧,既然您不愿讲出付了钱的嘉宾,就让我们看一出好戏吧。”

这时我才注意到办公室里的放像机——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娜斯佳放好带子,拿着遥控器坐在桌旁。我出现在屏幕上。还没醒过神,镜头已经扫过去。根据舞台背景我认出这是一次节目录像——恰好是危机中心组织者当嘉宾的那次节目。娜斯佳按了暂停键。

“您记得吗?”

“当然,”我困惑地点点头,“这有什么好看的?”

“暂时还没什么,接着看。”

现在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他正对镜头坐着,但很显然,镜头前至少有两个人,因为有人在向他提问。

“有个人问我,他是否可以在报上刊载自己的文章,我回答说还没人上广告栏,他可以买块地方随便登载什么。他说想登载的是一个作家的文章,不是广告。”

“您怎么对他说的?”

“我说:如果文章的实质与出版的主题思想不相矛盾,那就不反对。他必须保证文章内容不涉及政治、不诋毁政权组织,除此之外,文章也不会给任何人提供起诉名誉权受损害的刑事诉讼的把柄。”

“您读过这篇文章吗?”

“没有,它是负责出版的总编经手的。”

“文章的题目是什么?”

“《别了素面!化妆万岁!》”。

“您认识那个找您的人吗?”

“我不认识他,但他留下了名片。”

“在哪儿?您可以给我看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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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

镜头对着一张白色名片。上面用烫金字母写着姓名——我没见过这个名字。

娜斯佳又按了一下暂停键。

“您认识这个名字吗?”

“不,我从来没听说过。”

“好,我们继续。”

现在屏幕上的人,我清楚地记得——是塔姬雅娜。在演播室我见过她,当时她作了修饰,显得很迷人。现在她看上去简直就是个丑陋的女人——没有化妆,光线效果又不好……

“我绝望极了,”她声音发颤,“记者围攻我,说我是个没有天赋的写作狂,一个贪婪的稿费捞取者,我完全失去了自信,我的小说写不下去——可能我再也不能创作。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生活……幸好还有一个人会尽力帮我。他是我惟一的希望,只有他——在我艰难的时刻来帮助我,所有的亲人都弃我而去。”

“这个人是谁?”画外音。

“令人惊奇的是——他是个记者。他到我这儿,建议我准备能恢复我名誉的材料,我拒绝了——被视为没有天赋后,你再去作无用的辩解只能贬低自己的人格。我痛苦万分,他于是建议我过另一种生活,我的一切难题都将随之迎刃而解。现在我只能指望他了。”

又停下了带子。

“怎么样,乌兰诺夫先生,这没使您想起什么吗?”

“没有,”我耸耸肩,“记者没有围攻过我。就轻轻地咬了我一口,大骂一通,就缩进了凉亭,没再露头。”

我的确没发现我和这个女作家间的共同点,没人抨击我天资愚钝,我的创作激情还没有干涸;而在艰难时刻有个记者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就像卢托夫对我一样,这没什么惊奇的。每个人都有危机的时候,也几乎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得到帮助。

“既然没想起什么,那我们接着看。”娜斯佳边说边按遥控钮。

现在屏幕画面丰富了一些,又出现了我的一个熟人——他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知道他现在在一家大报社工作。

“您的报上刊载了一篇署有您名字的文章《疯狂的稿酬》。实际上是谁撰写的?”

“这没有意义。我跟您解释了,有人出钱登的。”

镜头扫到报纸的一些条文。我清楚地看到了标题、标着蓝色下画线的段落。塔姬雅娜的名字和其后的五位数频频出现在上面。

“您能说出花钱登载文章的人的姓名吗?”

“我不认识他。他不跟我,而是同总编接触,但我见过他。”

“您能认出他的照片吗?”

“当然了,他的外貌特征很显著。”

特写镜头上是一双手正在我的大学同学的桌上摆放照片。我记不起他的姓了,只记得他叫沃伏契克。

“您看一看这里有没有那个人。”

“有。”

“您认出了他?”

“是的。”

“请把照片拿在手上,让观众看清。”

我眼前一黑。卢托夫从银幕上望着我。我还没意识到是怎么回事,镜头就快速地移了过去——一个报社记者,一大块篇幅的标着下画线的登报文摘。接着摆放照片,卢托夫善良的眼睛又一次从照片上注视着我,然后又是这套程序——报社工作人员,文章,照片……

“最后一个镜头,乌兰诺夫先生,忍耐一下,很短。”娜斯佳说。

塔姬雅娜重新出现在银幕上,她面前也摊放着照片。

“这些照片中有没有您认识的人?”向她提问。

“有。”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您怎么认识他的?”

“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他没说。这个人就是想在刊物上恢复我的名誉的那个记者。他是惟一支持我、要帮助我的人。”

“请把他的照片指给我们。”

当我第十次在屏幕上见到卢托夫,我甚至都不感到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