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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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坚持的看法是：没有任何积极因素的防御，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是自相矛盾的。同时我们要一再重复地指出：任何一次防御，一旦用尽了防御的利益，就应根据自己的力量转入进攻。因此，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应该把打垮敌人看作是这种进攻所能有的目标，也就是说，也应该把它看作是防御的本来目标（不管是大目标还是小目标）
，并且我们应该指出，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作战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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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尽管抱有打垮敌人的远大目标，在开始时却宁愿采用防御的形式。
１８１２年战局可以证明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亚历山大皇帝起初确有可能没有想到，他所进行的战争能象以后事实表明的那样完全打垮敌人。但是，难道他不可能有打垮敌人的想法吗？而且，俄国人在当时虽然已抱有这种想法，但战争开始时仍然采取防御形式难道不也是很合情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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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探讨（续）
——有限目标——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说过，打垮敌人如果可以实现，就应该看作是军事行动本来的绝对目标。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时还有什么其他的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追求这一目标的一方必须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占有很大优势，或者具有卓越的敢作敢为的精神，即富于冒险的精神。
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军事行动的目标只能有两种：或者是夺取敌国的一小部分国土或不很大的一部分国土；或者是保卫本国的国土，等待比较。。。。
有利的时机的到来。后一种目标通常是防御战的目标。。。。。。
在具体场合究竟确定前一种目标适当还是确定后一种目标适当，我们关于后一种目标所说的那句话对我们作了启示。
等待比较有利的时机是假定未来确实有可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时机。因此只有在具有这种前景的情况下，我们才有理由进行等待，即进行防御战。相反，如果未来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前景，而是给敌人带来更好的前景，那我们只能采取进攻战，也就是说，应该充分利用当前的时机。
第三种情况（这也许是最常见的情况）是：双方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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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未来带来什么肯定的东西，也就是说，双方都不可能从未来的前景方面得到任何行动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进攻战的显然是从政治上来看处于进攻的一方，即抱有积极动机的一方。因为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战争准备的，无谓地浪费的一切时间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在这里，我们决定何时应采取进攻战、何时应采取防御战所依据的理由同作战双方的兵力对比没有任何关系。有些人认为，作这种决定时把兵力对比作为主要根据似乎更合理些，然而我们认为，这样做，恰好就是离开了正确的道路。
对我们这个简单的推论在逻辑上的正确性是不会有人提出异议的，现在我们想看一看，这种推论在具体情况下是否会是不合理的。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个小国同一个兵力占很大优势的国家发生冲突，而且这个小国已预见到自己的处境会逐年恶化。
如果它不能避免这次战争，那么，它不是必须利用它的处境还不太坏的这一段时间吗？因此，它只有进攻。然而它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进攻本身会给它带来什么利益（相反，进攻很。。
可能使兵力上的差距变得更大）
，而是因为它或者要在不利的时期到来以前完全解决问题，或者要至少暂时取得一些利益供以后利用。这种说法并不是不合理的。如果这个小国确知敌人很快会向它进攻，那么它就可以而且应该利用防御来对付敌人，以便取得最初的成果，它这样做也不致遭到丧失时间的危险。
其次，我们设想一个小国和一个较大的国家交战，而且未来的情况对它们的决心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这个小国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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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是进攻的，我们也只能要求它进攻对方。
既然这个小国敢于给自己提出积极的目的来对抗一个较强的国家，那么，如果敌人不先进攻，它就必须采取行动，即进攻敌人。等待是荒谬的，除非这个小国在实施行动时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决心。
在实施行动时改变政治决心是常见的，这在不小的程度上使战争具有不肯定的特点，对这样的特点哲学家也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们在对有限目标的考察中接触到有限目标的进攻战和有限目标的防御战。
我们想用专门的章节来考察这两种战争。
但是，在这以前还必须先谈谈另一方面的问题。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从战争目标本身内在的原因来研究战争目标的变化的。至于政治意图的性质，我们仅就政治意图是否追求积极的东西这一点对它进行了考察。政治意图中的所有其他一切本来是同战争本身无关的，但是，我们在第一篇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里已经承认，政治目的的性质、我方或敌方的要求的大小和我方的整个政治状况事实上对战争起着最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想在下一章里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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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一 政治目的对战争目标的影响
一个国家对待另一个国家的事情象对待本国的事情那样认真，那是永远不会有的。当其他国家有事时，它只会派出一支数量不大的援军；如果这支援军失利了，它也就认为尽到了义务，于是就尽可能地寻求便宜的脱身之计。
欧洲政治中向来有一种惯例，即加入攻守同盟的国家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但是，一个国家并不因此就必然与另一个国家同仇敌忾，利害一致，它们并不考虑战争的对象是谁和敌人使用多少力量，只是彼此预先约定派出一定的、通常为数十分有限的军队。在履行这种同盟义务时，同盟国并不认为自己同敌人已经处于必须以宣战开始和以缔结和约告终的真正的战争中。而且，就是这种概念也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明确的，它在运用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假如同盟国能把约定提供的一万、二万或三万援军完全交给正在作战的国家，让它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使用，让它可以把这支援军看作是雇来的部队，那么，事情就有了某种内在联系，战争理论在这方面也就不致完全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了。然而，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援军通常都有自己的统帅，统帅只按照本国宫廷的意志行事，而本国宫廷给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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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总是同宫廷的不彻底的意图是一致的。
甚至当两个国家一起同第三个国家真正进行战争时，也并不总是意味着这两个国家都必然会把第三个国家看作誓不两立的敌人，它们常常会象做生意那样地行事。每一个国家都根据它可能冒的风险和可能得到的利益投入三四万人作为股金，而且表示在这次交易中除了这点股金外不能再承担任何损失。
不仅当一个国家为了一些对它没有什么重大关系的事情去援助另一个国家时是这样，甚至当两个国家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时，援助也不是毫无保留的。而且同盟者通常也只约定提供条约规定的少量援助，而把其余的军事力量保留起来，以便将来根据政治上的特殊考虑加以使用。
这种对同盟战争的态度是十分普遍的，只是到了现代，当极端的危险驱使某些国家（如反抗拿破仑的国家）走上自然。。
的道路时，当无限制的暴力迫使某些国家（如屈从于拿破仑。。。
的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才不得不采取自然的态度。过去那一种态度带有不彻底性，是不正常的，因为战争与和平在根本上是两个不能划分阶段的概念。但是，这种态度并不仅仅出于理性所不齿的、纯粹的外交习惯，而且也渊源于人类所固有的局限性和弱点。
最后，就是在一个国家单独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战争中，战争的政治原因对战争的进行也有强烈的影响。
如果我们只要求敌人做出不大的牺牲，那么，我们就会满足于通过战争取得一个不大的等价物，而且我们会认为，通过不大的努力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敌人大体上也会作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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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虑。一旦这一方或那一方发现自己的估计有些错了，发现自己不象原来希望的那样比敌人强，而是比敌人弱，他通常就会感到缺乏军费和其他种种手段，就会在精神上缺乏足以激起较大干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