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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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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书籍名:《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作者:张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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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日本蝗军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展开大屠杀行动,共有670余人惨死在日军的刀尖下,连村长杨金鸿也不能幸免,一家26人被杀光,只有儿子杨振华一人被蝗军刺中九刀后大命不死,劫后余生。

杨振华,现年60岁,目前居住在森美兰州芙蓉小甘密忠诚园住宅区,在瓜拉庇朥联合巴士有限公司任职。

杨氏受到日本“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团结委员会”的邀请,于12月5日飞往日本,在该国六个城市举行的“亚洲公开讨论会”中,为蝗军大屠杀暴行史实作出证言,以下是杨氏讲述的当年亲身经历的悲痛事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马来半岛时,杨振华与家人是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居住。

当时的港尾村约有100多间房屋,男女老幼人口共有600余名。大多数村民以务农为生,种植香蕉、黄梨、木薯,同时也养猪、养鸡、养鸭等。还有部分村民是在附近的大园丘当割胶工人。

一家26人被杀

杨氏父亲杨金鸿,当时是港尾村村长,他们一家大小26人,包括祖父,祖母,父亲,两位母亲,两位叔父,三位叔母,还有姑姑,多位堂兄弟姐妹,以及他本身的兄弟姐妹共9人,全部都牺牲在蝗军的刺刀下。

1942年3月15日下午3点多,一队日本蝗军骑脚车进入港尾的“香蕉芭”,先将该处的七八户人家杀死,并放火烧掉他们的房屋。

当天下午5点多,该批杀人放火的日本蝗军从香蕉芭出来,到港尾村街场,驻扎在当地的华文学校里。他父亲身为村长,便带了一位姓陈的年轻人去会见日本蝗军军官,以示尊敬。该年轻人会讲日本语,他的母亲是日本人(战争发生后,这批日本妇女即被英政府扣留)。

后来,他的父亲叫人杀猪、杀鸡、煮饭,请日本蝗军吃晚餐。接着蝗军军官命令村长通知村民们,于次日上午9点钟,必须到街场店铺前面的空地集合,等待领取“良民证”或“安居证”。

16日早上,另一队日本蝗军也蹬着脚踏车进入港尾村,与较早前驻扎在华文学校的蝗军会合。当天村民都遵照蝗军的命令,陆续到达会合地点,而日本蝗军也早已在空地四周列队,他们的步枪都装上了刺刀,街口还架着机关枪。

过后,日本蝗军将集合在空地上的全村男女老幼村民,分成数十人一组,押到店屋前面或后面的果园、荒地、烂芭(低洼地)等处,然后再分为七八个人,或十多二十人的逐次加以刺杀。

杨振华当时已经安排在即将被虐杀的人群中,他看见村民一批一批被蝗军押走,同时也听到他们,尤其是妇女们的哭声、呼喊声,以及惨叫声……

过了不久,终于轮到杨振华一家人了,他与父亲、祖父、叔父和其他几个村民被押到屠场去,日本蝗军强迫他们跪下,上身向前俯,两手着地,蝗军于是从背后用枪口刀向他们猛刺。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2)

昏死后醒来

杨氏当时被刺了九刀,尖刀由背部刺下,一直穿透到胸前,由于他当时把右手掌按在胸前,所以无名指被刺断了两节,他被刺后便昏死在尸体堆中。

日本蝗军的尖刀从背部直刺透过胸前,把他右手的无名指刺断两节。

次日天亮了,杨振华醒了过来,看见父亲卧躺在地上,便伸手去推他,叫他起身逃走。但是父亲没有反应,他已经死了,背上有两个染血的刀孔。当杨氏进一步向周围观看时,看到祖父也死了,叔父也死了……他们也与其他村民一样惨死在日本蝗军的刺刀之下。这是一场野蛮、毫无人性的大屠杀!杨振华终于痛哭起来……

在那遍地尸体的村庄一角,另一位刀下余生的小孩,听到杨氏的哭叫声,也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他们于是向街场走去。杨氏当时想要回家,走了不远,忽然听到劈劈啪啪的声音,他们感到非常害怕,心想蝗军一定还没有离开港尾村,马上又转头回到尸体堆旁躺下来。后来他们果然看见蝗军在港尾村街场放火焚烧房屋。

遇救命恩人

杨振华那时在尸体旁躺下的地方,不远处有一条小溪,当他感到口渴了,肚子饿了,便到小溪边喝水。他在其父亲尸体边又躺了一夜,现场的血腥味吸引了一种黄褐色的大蚂蚁爬到他身上的伤口吮吸……情况惨不忍睹。

到了第二天,当太阳偏西的时候,杨振华便与那位姓叶的小孩,再次向街场走去,他们看见该村的店铺和住家全部被日本蝗军烧光了,只剩下一片废墟。

叶苟悲伤地追述48年前家人在港尾村遭日本蝗军惨杀经过。

他们在那儿遇见一位好心的广西人,当对方知道了他们的不幸遭遇后,便带他们回到附近的“石岩门”,住在公司屋(工人宿舍)里。该广西人用草药为他们两人以及其他被蝗军刺伤、死里逃生的村民们治疗伤口。那位救命恩人收留了他们两个多月,终于把他们的伤口治好了。

(参见本节案例2)

3.  1990年2月24日,锦华:  《一家六人惨死日军刀下——叶苟目睹父亲被杀心灵伤痛毕生难忘》

讲起日本蝗军于1942年3月16日在庇朥港尾村暴戾不人道残杀无辜,前日现身的另一名余生者叶苟,在接受报界访谈时,大有旧仇新恨之慨。

他在日本反战组织领袖之一的林博史之跟前默默无语,他只希望反战分子能将当年的史实公诸日本社会,为无辜牺牲者申诉。

叶苟,现年已经57岁,当年他只不过是个9岁的孩童,可能在大屠杀中对他下毒手的刽子手不忍下重手,因此他的背后一共中了六刀,所以命不该绝,给他生还,但是他的至亲共有六人却惨死在蝗军的枪尖下,此种悲天动地的一幕幕使他小小心灵创伤。憎恨,毕生不会忘掉。

当年他与父亲叶庚,生母郑娘,父亲的大婆黄四,姐姐正娣,弟弟显房与其他的村民居住在港尾村(巴力丁宜),以养猪种植为生,父亲且兼看管庇朥大伯公山——中华义山,在义山的宿舍,他的父亲还有一位第三太太陈祝英。

叶苟也证实,3月16日那天早上,一大队日本荷枪脚车队开到港尾村,父亲一早用脚车载香蕉到庇朥市场去售卖归来。

母亲听说已有大批日本兵开到村内,大家都感到害怕,母亲建议离家躲避,但父亲反对,他说:  “刚才回来时已见到日本兵,手已打了印,不必恐惧。”

父亲且说:  “我们绝对不能逃跑,否则日本兵生气会杀掉全村人。”

就因为父亲的一番话,我们举家都未逃避。

不久,一队日本蝗军来到家里点算人数,说是要发安居证(良民证),吩咐一家人不可离开,说完后离去。

过了不久,另一个蝗军来到,吱吱咕咕再点算人数,并示意全部跟他去,在此种情况下,谁也不敢违抗命令,只好跟着他走。

叶苟说:  到了市镇,那边早已集中了许多村民,大家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只有听蝗军指示排好队。

“我看到日本兵都将枪‘三角交叉’置于路上,他们嘻嘻哈哈在饮食。”

日军吃饱后,不久,一名类似军官者,在武装日兵护送下,抵达旷场,与在场的日兵交谈一阵驱车离去。

紧接着,在场的蝗军队长开始下令,将集合的不知多少百人,分成一队队,每一队十多20人,各由两名持枪刀的蝗军带领向不同方向而去,所被带去的人都一去不回头,另带一批离去,除了听见惨叫、嚎啕声之外,就不见有一个村民回来。这时大家才知那是怎么一回事,这时欲逃不得,求救也无门,只有听天由命。

大约是中午时候,除了父亲紧牵着我的手之外,母亲姐弟都被分散到其他队伍去。

村民被押至河边屠杀

叶苟解下上衣,让笔者见证其背部遭日本兵刺戳留下的刀痕。

我和父亲及其他村民约20人被押到一条小河边,蝗军用枪指指点点,令我们仆在地上,父亲牵着我不肯仆在同一队内,但最终也屈服仆在另一边,这引起蝗军生气,枪尖恶毒地一刀刺在父亲之背部,并且脚踏住父亲身体,将枪刀拔起,父亲惨叫,蝗军狞笑,我则在旁大呼大哭,结果背部也被刺了多刀,我也昏死过去……以后其他的同伴当然也都被杀。

直到傍晚我苏醒过来,庆幸自己并没有死,只见父亲仆地动也不动,我哭着去拉父亲,但一动也不动,我痛哭。

这时我也看到同来村民的尸体,也看见一名满身受伤未死的小孩,他就是余生的杨振华(村长的儿子)。

我们两人负伤本能地离开现场,不知痛,也不知怕,只怕见到日本鬼。

一路上,只见浓烟密布,尸体满山野,远远发现有日本兵,吓得我们又仆在地上,很久以后,见日本兵离去,再起身向村里行。

在路上遇到一位受伤,肚皮露出恐怖肠肉的负伤妇女,她叫杨玉妹,她说要回家,但已是有家归不得,结果,我们只好落难,挨着痛苦走到一片胶园,伏在胶房似昏似迷住了两昼夜,只以脏水充饥。

叶苟说:  第三天,我们为求生存,再次踱出胶林,走向被摧毁的村庄,幸运地遇见一位好心的高州人,他带我们到他的家,那地方应该是石叻门的木厂,日本兵没有杀到这地方。

在那边我们见到很多位身中刀伤,死里逃生的村民,都是由高州佬采草药为他们治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