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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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想，卸责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验证假说我们可选「卸责」或交易费用。二者可选其一，但不可二者兼选。我选交易费用。这些费用是约束行为的局限，虽然考查其高低或转变往往不容易，但可以做到。卸责不是局限，而是行为本身的自私假设。像自私一样，其或大或小或转变就不容易考证了。
七十年代中期，与卸责类同的术语──如opportunism、holdup等──在经济学急升。把这些概念数学化，就是博弈理论（theory of games）。这理论起于四○年代初，主要的贡献者是数学大师温纽曼（J. von Neumann, 1903-1957）。是一门精彩的学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了协助战略而兴起的。一九六二年我拜读过温纽曼与经济学者摩根斯坦（O. Morganstern, 1902-1977）的经典名著，《博弈理论与经济行为》。当时该书还是洛阳纸贵，但过了几年行内就失却了兴趣。今天博弈理论在经济学大行其道，是卷土重来。
毋庸置疑，博弈理论可以解决某些问题，但解释行为是另一回事。我认为博弈理论是不可以用作解释行为的──到今天，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以博弈理论为基础而又验证过的解释行为的假说。有时一些「卸责」的假说看来是解释了行为的，但其实是利用了局限条件的转变。
我认为今天博弈理论的盛行，主要是因为考查交易费用的转变很困难，有时花几年工夫也一无所获。一九九八年我说过一句今天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常被引用的话：「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一个希望拿得终生雇用合约的年青助理教授有胆染指的。」我说经济学可以解释世事，可没有说可以容易地解释。
且让我以《博弈理论的争议》一文内提出的贺泰伦反论（Hotelling paradox，是博弈游戏）来解释一下。我写道：
「这个反论说，一条很长的路，住宅在两旁平均分布。要开一家超级市场，为了节省顾客的交通费用，当然要开在长路的中间点。要是开两家，为了节省顾客的交通费用，理应一家开在路一端的四分之一，另一家开在另一端的四分之一。但为了抢生意，一家往中移，另一家也往中移，结果是两家都开在长路的中间，增加了顾客的交通费用。
「这个两家在长路中间的结论有问题姑且不谈，但若是有三家，同样推理，他们会转来转去，转个不停，搬呀搬的，生意不做也罢。这是博弈游戏了。但我们就是没有见过永远不停地搬迁的行为。」
数十年前，玩这个游戏的人把数字加加减减，或把直路改为弯路、球形等，这些都是游戏。
解释上述的地点选择的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只有两点。第一、我们要问：依照需求定律，节省交通费用是不是唯一的考虑？第二、两家或更多的超级市场之间的协议费用究竟是怎样的？一家可以收购另一家，或者大家合并，或者不言自明地各自选取顾客交通费用最低的地点，又或者集中在一起，使交通费用增加。
只要你让我随意假设交易（协议）费用是如此这般，你要我把多少家超级市场安定地放在什么地点我也可以做到。困难是考查真实世界的交易费用究竟是怎样的。
（《经济解释》之四十七；第四章完）
第五章：市场概论
永远不要说市场没有竞争。就是政府只发一个牌照，只让某产品有一个供货商垄断地存在，竞争还是无可避免的。竞争获取牌照或竞争垄断权的行为，只要有政府管制就无日无之。而竞争牌照垄断权要出价：牌照之价，贪污之价，向政府提出的产品之价，等等。获得了牌照垄断后，产品还需要竞争。不是一模一样的产品，而是可以代替的。香港的地铁与出租车竞争，与公共汽车竞争，甚至与步行竞争。大家争呀争的，好不热闹。
一个发明者拿得了发明专利权，算是垄断了吧。我和两位助手曾经花了几年时间审查美国的发明专利档案，其竞争发明注册之烈，使我们作研究的感到天旋地转，到最后要放弃这项研究。
话得说回来，政府管制牌照是一项局限，发明专利也是一项局限，而这些对市场的竞争是有影响的。不是减少了竞争，而是把竞争的形式改变了。这形式改变的后果，最重要而又最有趣味的，是影响了价格的安排或行为（pricing arrangement或pricing behavior）。
传统上，价格的行为分两大类：受价（price taking）与觅价（price searching）。「受价」是一般书本所说的竞争市场，指出售者接受市场之价，随波逐流，他自己不能订出与市场不同之价而还有生存的空间。价高于市，一点也卖不出去；价低于市，血本无归。在香港，黄金市场大略是这样的。
「觅价」是一般书本上所说的垄断（monopoly）或寡头竞争（oligopoly）的行为了。精彩绝伦，觅价的行为是这卷二的重点。大约一半是传统所教，一半是我自己研究所得，主要是受到戴维德（A. Director）与艾智仁的影响。受价呢？既然是受价，订价的行为就没有什么可以大书特书了。然而，我从四十年前作本科生起对书本上所说的竞争（受价）市场就有所质疑，后来觉得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从来不刻意创新，或希望与众不同。我的困难是任何成见，每次看时都从不同的角度看。这样，好些成见都或多或少有点问题。
不想创新也逼要创新，在价格的行为上我举出第三类：造价（price making）。这是造假价而希望顾客中计的行为了。
第一节：市场的本质
本卷第三章第七节指出，专业生产然后在市场交易，社会利益增长的倍数大得惊人。是的，如果没有交易或交换，专业生产就派不上用场。你专于生产史密斯的制针厂的针，不能与他人交换其它产品，怎可以生存呢？
重要的是：交换不一定需要市场。
让我们复古吧。在中国旧礼教的社会中，农业为主，专业生产没有今天那样重要。一家之内，父亲或某长者决定成员的物品分配。专业生产是有的：农植的农植，织布的织布，家务的家务，产品由长者分配，是一种交换形式。然而，在这旧家庭内，分配的准则不单是按每个成员的边际产值，而是边际产值加上不同辈分的权利划分。要维护一个家庭的权利结构，礼教划定长子比次子有较大的权利，男重于女，老婆胜妾侍等等。过年过节，拜祖先分猪肉的排列礼节是辈分划分的通告。是好是坏，这样的家庭存在了几千年。一家之内有交换，但没有市场。家与家之间是有市场的，但对人民生活的决定性远不如今天那样重要。
离开了家庭内的专业生产而交换，也不一定需要市场。回顾三、四十年前的中国，其结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家庭。毛主席是一家之长，干部有等级权利划分，人民由中央或地区政府分派专业工作，其所获的分配由政府按等级权利及其它准则决定。原则上，这些准则可以与市场的准则（私有产权与边际产值）有同样的效率，甚或胜之。政府分派专业与分配产品也是一种交换，在原则上其效果可以与市场的相同。我说过了，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的话，有没有产权制度没有关系，有没有市场也没有关系。
问题是，真实世界是有交易费用的。市场的形成（或任何制度的形成）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我们于是要问：市场引导的交易费用与中央领导的交易费用有什么分别？哪方面是比较高或比较低呢？
天生下来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要有不同的权利划分。市场以私产划分权利，毛主席的中国以等级划分权利，二者的权利划分与保障的交易费用孰高孰低呢？这是个很困难的问题，我没有答案！私有产权的界定与保障，费用相当高，单看今天香港或美国等地的司法（包括律师）费用就非常可观了。四十年前的中国，法律的费用很低，但有较大的政治费用：权力斗争的费用，背诵《毛语录》的费用等。这些也非常可观，也是界定与保障权利的费用。
在权利划分（界定）与保障的角度看，哪方面的费用比较高我不知道。我可以肯定的是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界定私产的费用比较低。但那是因为有其它的交易费用，使非私产的国民收入下降。
市场引导专业生产而交易与政府领导专业生产而分派交换的主要交易费用的分别，是讯息费用。市场的基本权利局限是私产（将详述于本书卷三），选择由私产的持有者决定，而这决定的主要引导讯息是市价。
且让我从高斯（R. H. Coase）的一句话说起吧。高斯说：「要真的知道一个人对某物品的意欲，唯一可靠的办法是要这个人出价。」当然，一个贫穷的人，与富有的人一样，其意欲的表达是要受到财富或收入的局限约束的。没有局限的意欲是无限的；真实世界有局限。
穷人不够钱，其出价往往比富人低。然而，穷人出价在市场买到的物品，其价一定比富人愿意出的为高。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好些城市推行牛奶的价格管制。支持这管制的人说：「富人有钱买牛奶给狗吃，而穷人却没有钱买牛奶给婴儿，所以牛奶之价要被管制在市价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