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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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当天立刻就直接前往天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与香月直接接触。
香月在日本的援军尚未抵达之前，先与宋哲元进行缓兵之计的交涉，提出严厉的七条件，内容是要宋将任何“反日”的党政军力量，全部撤出河北，宋哲元竟然一口答应香月所有的要求。宋哲元认为只要二十九军让步，日本也就会伸手不打笑脸人，而得以“大事化小”。因此宋哲元在七月十五日，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卢沟桥问题只是小事一件，目前已经得到合理解决，并婉谢中国境内各方的支持二十九军备战的捐款。
宋哲元的逆来顺受，却引动日军更大的野心，香月清司在十七日派参谋通知宋哲元，要宋哲元一定要在十九日之前，以正式的文字协议，完全接受日本的要求。十八日，宋哲元参加前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的丧礼，与香月见面，正式向日军道歉，并且下令张自忠与日本代表签订接受日方要求的协定。七月十九日夜晚，中、日终于双方达成撤军协议，约定双方军队将于七月二十二日，各自撤离军事冲突的交战前线，以缓和华北冲突的局面，二十九军并正式道歉。因此在七月十九日，宋哲元为此再一次发表声明，认为整个事件已经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希望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中日双方应该互信互谅、和平相处。
宋哲元回任之后，一再示弱的表现，的确令国民政府与中国人民大吃一惊。蒋介石特别感到不安，因为所有宋哲元的行动与交涉，一直没有片纸只字的回报南京；对于蒋介石之指示：“对于日本的要求，不可以轻易的让步，同时应将司令部迁移到保定，集结军队以备不测，”也根本不加理会。因为蒋介石已认为，在日本压力之下，任何表现善意的让步，任何没有实力备战为后盾的交涉，都会让日本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终于会诱使日军采取武力行动。
无奈宋哲元担心蒋介石会以抗日为名，将中央的力量，重新回到冀、察发展，因此宁愿向日本低头，以求自己能够继续成为南京与东京之间的缓冲。而宋似乎不了解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是崇拜强者、轻视弱者，因此宋哲元一再忍让与低头的表现，正好给香月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抗日英雄宋哲元，不过尔尔，因此香月已经决定，要在援军赶到之后，在河北给二十九军一个狠狠的教训，以报日军曾在喜峰口受挫之仇。
这时候，事情的发展逐渐接近失控的状态，宋哲元这一系列的表现，不但让全国人民感到失望与困惑，就连蒋介石也感到事态不妙。全国人心开始浮动不安，日军的行动更为大胆，因此蒋介石在庐山连日与政府军政首长以及社会的名流会商之后，于七月十七日，正式发表庐山谈话，宣布中央政府坚定的立场。
在庐山谈话里，蒋介石代表了所有的中国人，发表了决心迎战的心声：
“卢沟桥事件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此事件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蒋介石在谈话中清楚地指出，假如日军强行占领卢沟桥，必然会进一步进逼北平，而假如北平不保，日本接着当然会进犯南京，因此若是卢沟桥事变不得到妥善解决，那么中国将会面临最后关头的选择。但在和平尚未绝望前的一秒钟，中国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中日双方能够以外交方式解决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进而提出中央政府对于卢沟桥事变解决的最低四点原则：一、不能侵犯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政务委员会不能有任何不法的改变。三、政府任命的官员不得撤换。四、二十九军的防区不得变更。蒋介石指出，这是一个弱国最低条件的外交立场，希望日本能够设身处地的考虑，不要逼迫两国关系达到最后关头，不要造成中日两国的世代仇恨，应该能够适可而止。
蒋介石一方面代表中央政府发表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立场声明，并且清楚指出，假如日本真的还要进一步的侵略中国，那么这就是迫使中国面临全面抗日的最后关头了。蒋介石仍然进一步的电告宋哲元，在进行谈判时，千万不要轻易地相信日本的援兵之计，同时蒋介石已经在南京开始与日本使馆进行直接的外交接触，但是日本使馆却明白表示，卢沟桥事变是地方事务，将由华北驻屯军与宋哲元进行直接的谈判，日本政府只是藉着外交管道，警告南京国民政府，不要煽动仇日的“爱国活动”。
不过在北平的宋哲元，对于蒋介石维护主权的庐山谈话，根本充耳不闻，还是完全的接受日本无理的要求，宋哲元还以为卢沟桥问题就此告一段落，因此他一方面下令二十九军依照协议撤军，并且拆除在北平备战的防御工事，此时宗哲元才将七月十一日的中日旧协议（不是最新十九日的城下之盟协议），电告南京，并且要求中央停止派孙连仲等部队北上，同时不接受中央提供的备战军火。
蒋介石在七月二十日赶回南京，接到宋哲元过时的报告，为了避免在大敌当前，出现中央与华北当局的不和，只有勉强同意宋的协议报告，但是希望宋哲元能在协议上，为中国争取到更多的人事自主权。蒋介石一方面星夜派遣与宋哲元熟识的戈定远、熊斌北上，亲自向宋解释中央抗日的决心与立场，希望他能够加以配合。
就在宋哲元完全向日本压力屈服的第二天，日本在丰台的皇军，不但不按照协议撤军，反而对宛平的中国守军，发动军事突击，以密集的重炮，猛轰卢沟桥与长辛店的中国守军阵地，华军团长吉星文受伤。同时日本的内阁受到宋哲元示弱的鼓励，以及认为这是南京与华北之间的立场对立，因此计划从日本国内出兵，增派三个师团部队，直接增援华北，以对宋哲元的部队，进行猛烈的打击，并且乘机完成华北自治的计划。
虽然来自南京与东京的消息，都对宋哲元的做法，产生了极大的否定讯息，但是宗哲元仍然坚持自己对日本让步的做法。七月二十二日，宋哲元下令第二十九军各部，仍然要依照协议撤军，但是日军却根本毫无移防的迹象，反而是大军源源不绝的从关外以及朝鲜等地，进入平津地区。局势已经非常的明显，日军在平津一带开始形成合围的优势兵力。对香月而言，这是一个全面重击二十九军，彻底解决华北自治问题的最佳时机，但是宋哲元却拒绝面对事实与危机，仍然相信日本人会遵守协议，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
19.7 日军决定攻占平津
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朝鲜军增援的先遣部队，已经到达北平南郊的廊房，这是平津之间的交通要地，日军不顾一切的进犯廊坊车站，引起守军的反击，双方的部队再次爆发新的战斗，中国守军不敌，因此被迫撤退。宋哲元这才发现大事不好，紧急下令二十九军备战（又是仓皇应战，事前根本没有完整与全套的作战参谋作业）。而当天夜间，日军准备派遣部队混入北平城内，做为接战时的内应，但是被守军发现，于是设下圈套，先让日军进城，然后在半途加以围歼，这就是令日军颜面无光的“广安门事件”。
香月闻讯之后大怒，此时东京军部电报指示，日本援军已到，驻屯军可以掌握战机动用武力。香月于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对宋哲元发出限两天内自动撤离北平驻军的“最后通牒”，宋哲元接到日军最后通牒之后，这时才如梦初醒的发现，华军已经陷入战争的危机当中。于是宋一方面严拒日本的要求，发出自卫抗日的通电，一方面加速调兵布防，并且要求中央紧急军事援助。七月二十七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临参命第六十五号，正式调动日本第五、六、十等三个师团，直接由日本本土增援华北。于是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既然已经重兵在握，当然把握机会，下令日军开始对北平与天津，发动正式攻击。
这时候宋哲元的兵马调动，可以说是已经太迟了。七月二十八日，准备驰援防卫北平的二十九军部队，于行军途中，在北平近郊的南苑，突然遭到日军陆空夹击，二十九军在来不及散开布防之下，死伤惨重，副军长佟麟阁，以及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同日阵亡。宋哲元这才发现，二十九军这些年来，没有积极的提升总体的战力，只坐享割据一方的利益，而日军战力已经更有进步，因此二十九军在与日军正面作战之时，已经无复当年之勇，因此军心大乱。
虽然南京电令宋哲元应在平津重镇，力战却敌，但是宋哲元发现，自己的部队已经遭到日军多面包围，战力不足，在接到香月敦劝宋退出北平，以免古都遭到兵灾的电报之后，宋哲元只有匆促地进行安排，由张自忠代理其冀察政务委员会职责，于七月二十九日夜晚，率军连夜奔逃。但撤离北平如此重大的决定，宋哲元事前事后，连一封电报都没有报告南京。日军当晚进入北平，蒋介石是收听日本广播，才知道北平沦陷，宋哲元已经不战、不告而走了。
二十九日的当天，驻天津的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联合天津的警卫部队，对天津的日本租界与机场车站，发动攻击，进展相当顺利，攻克多处阵地，直逼日本在天津租界中心的海光寺，而此时部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也枪杀日本的警卫队，以及俘虏伪政府汉奸主席殷汝耕，向二十九军起义投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