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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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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章

书籍名:《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作者:郑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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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期作战,则在打通粤汉铁路之后,再出兵攻占广西与越南的通路。一号作战计划的战略重点目标,是攻击与摧毁中美空军在江西、湖南与广西所有的空军基地。为了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日军可以说是设法将明治维新以来,所有累积的陆军战力,都要孤注一掷地投入。日大本营决定,中国派遣军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所有的兵力与支持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配合。在兵力动员上,日军决定再动员五十一万部队,优先补足中国派遣军所有的缺额;尽量将原先在中国战区的乙种师团与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1。此外大本营并且还抽调日本本土与关东军的部队,进一步支持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

            日军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先期后勤准备,周全到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先是改组了整个在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团,单是空军作战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储量,弹药的储量多达两年。并特别派出从未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装甲师团,参战各军的粮弹后勤支持,都有半年以上使用量的准备;马六万七千(1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再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作战的兵力达到三万两千人。匹,运输汽车一万三千辆,运输补给船艇一万艘。并且调动日本全国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支持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日军在一号作战计划所有的作战需求,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士兵军靴的修理,都一应俱全,它成为日本皇军成军以来,历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超过了明治时期日俄战争的两倍以上。

            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在受到大本营如此强力的支持之下,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因此也决心拚出所有的力量,以完成挽救日本帝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所有参加作战的野战师团,都组织特殊的作战敢死队编组,特别加强突击、夜战与城市作战训练;并且举办各种作战研习会议,彻底检讨过去与华军作战的经验,提出改进的对策方案。日军从大本营到前线参战部队,一再进行周密的兵棋推演,以及全军的战前演训与竞赛。

            34.2  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

            但此时的中国守军,却正处在战力严重空虚的阶段。由于中、美为了军经、援助的问题,爆发了严重的摩擦,双方关系几乎濒临破裂;在史迪威的运作之下,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更是遭到全面的破坏,不但所有援华的陆军装备、物资2,百分之九十都用到史迪威的缅甸作战准备之中,而且中国最精锐的八个军的部队,被抽调去参与缅甸作战。史迪威在这时一再强调,日军根本无意对中国军队发动任何的作战攻势,最多只是破坏与劫掠的“军事演习”罢了;所谓日军即将在中国战区发动全面攻势的情报,只是蒋介石借口来“勒索美国”的援助物资而已,同时蒋不愿派遣接受美援装备的华军,参加缅甸作战。因此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与参谋长,不仅存在着严重的摩擦与政治斗争,在最为重要的关键时刻,对于日军的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看法也几乎是南辕北辙。

            史迪威这时掌控着一切的美国援助物资,以及中国的战略预备队兵力。他一心一意只想动员华军,早些帮他完成反攻缅甸的作战;同时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就是希望蒋介石的部队在中国本土能够遭到一败涂地的打击,这样他才能有机会全面地接受中国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因此史迪威故意漠视日军集结的情报,不断向华盛顿报告蒋介石根本无法作战,日军在中国战区(2以中国战区华军的需要来说,由驼峰空运输入的美援物资在数量上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其实没有威胁。

            由于美国政府拒绝贷款中国十亿美元,以挽救中国后方所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与国民政府产生了严重的摩擦与误会。同时盟国决定延后打通援助中国的缅甸通路,因此中国能得到的实际援助,仍然只靠驼峰空运的一点点物资,来维持中国战区最低限度的战力。但这时中国的整个局势,已经因为多年的战争而使力量面临枯竭,同时外援久候不至,人心更是动摇;华中地区又碰上连续两年严重的旱灾,造成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物资匮乏与恶性的通货膨胀,不但数以百万的人民可能因饥荒而死,就连军队的衣食补给,也发生极度的恶化的问题。

            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的状况之下,收入难以增加,但是战费则不断飞跃成长,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只有扩大法币的发行量。一九三七年六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总余额,只有十四亿元,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法币的发行总余额,已经暴升到一千八百九十四亿元,增加了一百五十倍。当时的法币是在美国印制的,单是为了印刷法币,就动用了美援贷款的十分之一,合计高达五千万五百万美元。每个月为了运送这些法币回国,占用了驼峰空运量达一百五十吨,消耗了四千五百加仑的汽油。

            由于法币近乎无限量的发行,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物价大幅上升,以一九四一年的物价指数为一百,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物价指数上升到三二二〇。在一九四四年里,物价几乎是到了天天上涨的地步,靠薪水收入的军公教人员,受害最深;同时前线的部队,也普遍缺乏衣食、医药与装备。在史迪威与其同路人设法分化、离间之下,后方人心对于政府的失望,已经接近不满与沸腾的状态,于是各个政治派系的人物开始借题发挥,国民政府内部开始涌现政潮,而原本全国上下团结抗日的精神开始涣散。

            为挽救经济的问题,国民政府企图以美国的贷款,在美购买黄金,然后运回中国市场抛售,以设法收回法币。但是这项工作又受到美国财政部次长怀特不少的行政干扰,因此时断时续。虽然收回部分法币,不过由于黄金数量不足,并没建立人民对于政府的财政的信心,也就没有发生所预期之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3例如孙科与蒋介石就几乎翻脸,其它各个派系的军政领袖,甚至战区指挥官,都开始各有自己的打算。)

            而中国军中的经费,更是短缺到不够官士兵生活开支的地步,几乎每个部队都普遍有谎报兵员人数的情形,如此才能勉强弥补经费不足的问题。在前线的部队中,甚至士官兵的衣食供应,都发生问题,更别说作战装备了。部队普遍都有营养不良、装备落后、武器和训练不足与士气低落的严重问题。在上层权力斗争的影响之下,整个抗日的精神开始瓦解,逃兵情况开始越加严重。

            更糟的是,许多将领与政客,开始拉帮结派,设法与史迪威打交道,希望能够从美军的手中,拿到一些美援的好处;更有人开始迎合史迪威,准备推翻蒋介石,而做美国所拥立的新政府领袖。因此重庆军政的上层,开始出现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分裂与内讧。上下逐渐失去精诚团结、一心抗敌的意志,这都直接对军心士气与作战指挥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当时蒋介石政府没有一套严格控制战时物资分配的措施,而让一小撮人得以乘机大发国难财,更是容易造成人心的不平,在政治斗争的谣言运作下,引爆了人民对政府的失望与怀疑。其实当时经济空虚与战力不济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大量损耗,日军有计划的劫掠大批的粮食、物资,加上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外来的援助,导致中国所有的国力,都几乎面临消耗一空、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曾向罗斯福总统告急,表示中国的经济危机甚至大于军事危机。但是这个向美国借款的要求,却被史迪威、马歇尔所扭曲,罗斯福更受到美政府内部左倾官僚的蒙蔽,所以国民政府无法得到这笔贷款,以稳定抗战的经济与人心。反攻缅甸打开援助通路的日期又突然被无限期延后,更让中国的战力受到打击。

            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最糟的,因为中国还要优先抽调精锐的部队支持缅北作战。虽然根据日军大量集结与演训的情报,蒋介石认为敌军极有可能在一九四四年年中,发动全面的反扑,而在二月以后,重庆方面对于日军准备打通平汉与粤汉铁路的攻势,也掌握了更为清楚的情报,无奈参谋长史迪威只全心全意地在缅甸野人山进行作战,对于日军准备在中国战区发动新攻势的情报,根本不加理会,而造成部分华军将领也跟着附和,因此华军无法集中力量,准备迎战日军空前的重大攻势。(4作者的先父回忆,由于当时部队的经费严重不足,全靠指挥官“吃空名”来维持实际运作。大部分军眷的生活,更是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军中的士气开始低落,多数部队还是使用抗战前所配备的武器作战。

            当然重庆方面的军力,因为在陕西部署了监视共军的部队,又要优先支持缅甸作战,所以兵力更加不够分配。这次日本的华北方面军之所以敢放手南下,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此时正是共军与蒋介石进行政治对抗的时刻。共军在山西、河北、江苏与山东地区,进行“放水”行动,乐意袖手旁观日军痛击蒋介石的部队,而拒绝发动大规模的敌后全面游击战,来牵制日军。因此在这种敌实我虚的情势之下,一九四四年注定将是抗日战争中,中国要受尽挫败与屈辱的一年。日军是倾全国、全军之力,在中国战场进行决死大反击,中国则是外源未到,内争先起,这样如何能够挡住日军充分准备而发起的空前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