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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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办法本来也可以叫做民主政治，但是我把它称为科学的统治。——207页
12）（增补）：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各技工团，就象是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状况里的柏林、慕尼黑、德累斯登，汉诺威等地的国民大会那样；而中央技工团至少就政治方面来说，则差不多就是今天我们的法兰克福国民大会那样或应该是的那样。所不同的只是，只要在现在的语言障碍许可的条件下，今天的那些政治疆界的区划在那时候就都可不必顾及了。
去年全德国的工人大会一致提出一个社会国会的要求。因此这已经是向实现勤劳和能力的最高权力前进了一步，因为任何其他形式的人民最高权力是没有的。人们至少应该把这个要求坚持下去。但是让我们把那设计成和它并立在一起的政治国会取消掉吧。劳动、勤劳和能力的利益所代表的是人民的最高利益。——221页
13）（增补）：因此各工作理事会也就是相当于今天那些国民大会里的部长的职位，所不同的只是在作这样的比较时必须永远考虑到，它们的任务不是政治的虚应故事，而必须是一种实际深入人民生活的，实际地可感觉的工作，同时工作理事会的成员也只能是劳动者，他们不能比任何其他人具有更多的特权，他们的工作只能和其他一切人一样以同等的比例取得一般多的报酬；并且那时候劳动者这个名词也是不必要的，因为人们在这样的一个制度里，在凡有劳动力的人之中就根本找不到和这个名称相反的名词：不劳动者。——222页
14）（在这一节以前增补）：如果人们考虑到现在几乎一切主张政治和社会进步的人，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都在大吹其民主主义的法螺，而想要把一切都依靠在群众选举这一方法上，另一方面再略略看一看那种广大的概念上的混乱，这种混乱无论是关于劳动价值的规定，关于商业，关于劳动的报酬和组织等等，都还在群众以及群众的领导者和教育者之中有着一定的势力，如果人们注意到这一切，就不免会对下一次的社会革命的成功的转变感到怀疑，如果他不是抱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是坚信任一个勇敢的、好意的知识分子，在紧要关头通过实际的行动，一定会在人民中找到这样一种为迅速扫除这些黑暗所必要的力量。就这一点而说，现在已经可能发生的事，它是会发生的，并且会尽早地发生的。因此请读者给我双倍的耐心和注意，以免误解了我的意思。
预先我要说明，交易小时制度是我所认为可行的、最高的社会改革的理想，我在这方面直到今天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我要说明交易簿是一种最好的交换手段，并且可以使欺骗和窃盗成为不可能，并从而可以废除警察等等这些无益有害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还要说明，为了迅速、稳妥地达到目的，人们在一次社会革命之后，还必须考虑到那些还有着巨大影响的人民的成见，考虑到那所谓的人民的意志，所以我在《可能的过渡时期》这一章里，将提出另一种其他的交换制度，一种这样简单和经过考验的、适合于最大多数群众愿望的、无可非议的交换制度，以致我坚决相信，这种交换制度是必然会受到欢迎和见诸实行的。
要发现一种完善的关于劳动、自由、民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最主要的就在于要发现一种完善的交换制度。一种交换手段，它能保证一切道德的或是宗教的基本原则的实现，能保证人类的力量的最有益的运用，保证进步和个人自由的最大可能的发展，它就是一种对于这样的一切人的最完善的交换手段，这些人对于人类和同胞充满着友爱，他们具有道德的、基督教的、人道的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感情，他们不想去压迫和欺诈别人，同时也不肯受别人的压迫和欺诈。
但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却不愿意这样，虽然他们为了免得显出自己是自私主义者，也不敢公开站出来攻击指向这些愿望的原则本身。他们以个人自由作为他们的借口和支柱——为了给自己一种能博取人心的色彩——而内心里却是在想着他们那自己的、损人利己的自由。当然他们会觉得这种自由在共产主义的制度里是尊重得不够的。所以他们对人说，他们也很愿意要共产主义，但是不愿意要任何制度，因为一切制度都妨碍个人的自由。而这里，他们在内心里所想着又是他们那个人的自由。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坚持关于个人自由的空谈和讲演，并且也得到一些人的附和，因为彻底的思考既并不是每个人所能做的事，并且那些有思考鉴别能力的人，又并非永远都抱有承认好事的意向。人们用伪装的哗众取宠的词句来为这种掩藏在烟幕后面的个人自由作辩护，以便讨好和争取群众，但是却不让群众看到，每一个人的个人自由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组织里才有可能，在这个社会组织里，不允许自私自利的人在行使他们那具有特权的个人自由的同时，侵犯到别人的个人自由的正当权利。我们所大声控诉的那一切专制暴君、富豪和贵族的行为，都是他们那个人自由的行使和发挥，而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改革就都无非是要限制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要限制那种某些人为了自己而侵犯其余一切人的自由的行为。因此，人们不能把个人自由这个空谈当作一种改革的口号，如果人们不同时说明，他是准备按照什么标准来规定个人自由，也就是说，为了全体的利益而限制某些人的个人自由的话，那就会把人民引导到歧途上去。个人自由必须分配给全体的人，以便每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即使那时候任何人不可能得到象今天有些人所得的那样多。谁要是为了个人自由、民主、福利、幸福、十全十美的福祉等等这些好听的名词的集合而大发议论，但是却并不说明，这些对于我们政治和社会的希望的诱饵究竟用什么方式能够以同等的比例为每一个人所共享，那末他就不能不有很大的嫌疑，他根本并不真想要把这些好事物公之于大众，而只是为了装出一种口是心非的圣人面孔，为了做出一种两面讨好的样子，为了把激进派、穷人和被压迫者的精神兴奋剂通过空谈的混合和甜化，调和得这样适合于富人们的口味，以致使它必然失去了它对于穷人们的原有的效用。这样一种趋向，或者是由于对社会经济学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由于自己行云流水般的文字眩惑了自己的理智，例如在杜隆的《欺骗者》一书第137页就有所表现。
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象蒲鲁东和舍伐利埃这样的人物，都是负有经济学界泰斗的盛名的，但是由他们的作品可以证明，原来他们对这个问题还远没有彻底弄清楚哩！这里正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上很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
蒲鲁东曾批评过另一个经济学名家的观点。他在《论人类秩序的创立》一书第221页说道：
“舍伐利埃在他最近发表的演说里说，如果把法国的全部收入平均分配给全部居民，每人每天所得不过六十三生丁，因此——这位有学问的教授说——平均分配，不但不能摆脱贫穷，相反其唯一的结果只能是造成全体人的贫穷。
“这个针对着主张平均的乌托邦作家而发的论据轰动一时，并且被一切江湖作家们所满心欢喜地抄袭利用着。但是人们不论怎样解释和辩护，总不能掩盖掉这里面对于正义和基本原则的不尊重。
“按法律说，舍伐利埃的论断，并没有证明任何东西，因为如果每人每天十二生丁，大家都很穷，难道这就是一个理由，该从我那十二个生丁里出于同情心而拿出六个生丁来把它给我那邻人，好让他多赚六个生丁吗？——人们说，是这样，因为不这样就会大家都穷了。——也许是这样；但是，如果人们根据这种情况就得出维持现有财产秩序的结论来，人们就是离开了讨论的出发点了，它正是要知道，平均是否能用另一个系统的观念，用统计学来计算的。
“并且从事实上来说，舍伐利埃的论断也并没有证明任何东西；这个论断所根据的前提，根本是不符事实的；因为法国并不是按人口，而是按户口来消费它的收入的。
“现在假定每户平均有四口人，每口每天六十三生丁，这就是每户每天二法郎五十二生丁。但是很多的家庭——特别是在乡村里——有二法郎五十二生丁已经是富裕的生活了，反之——如果消费按单口人计算——二法郎五十二生丁，即便生产再增加四倍，也还是很少的。
“那末舍伐利埃的意见错误在那里呢？——在这里，就是他把联合的力量分裂开来了，他把国家分裂成为个人，但是联合的力量在于家族的结合，并且这种结合正是对抗贫困的最有力的手段。”
这个1840年由舍伐利埃提出的，并且后来由蒲鲁东用上列的话批评过的论据，在当时有很重大的意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们，由于这个败兴的论据而欢欣鼓舞。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舆论领导人对此保持沉默；而拥护他们的原则的人们则如梦初醒，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一片梦境里还是在一种真实里。
上文蒲鲁东的批评，是发表于1843年，并且是唯一出现的反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