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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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在自传中得意地罗列了他为摧毁国会的、教会的及一切中立机构的权力所做的一切。他为自己在将要取代他登上王位的国王们之前做了这一切而庆幸。他的自传大约写于1666年。一百二十三年之后，法国的君主制度被推翻。
事物的这种不可避免的进步，其原因简单而又明了。那些对权力构成障碍的制度，同时也在支持着权力。它们引导着它的进步，维护着它的成就，使它对暴力行为有所节制，并在它麻木不仁时刺激它。它们把不同阶级的利益集合在它的周围。如果它与这些阶级发生对抗，它们则会迫使它考虑降低所犯错误的危险程度。但是，如果这些制度遭到毁灭，权力就会失去引导、失去束缚，就会开始一意孤行，它的步伐就会开始跌跌撞撞、反复无常，因为它不再遵守固定的准则，时而前进时而倒退，时而激动时而不安；它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得体还是过分。有时它头脑昏乱，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予以阻止；有时它心灰意懒，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它振奋。它在打算除掉敌人时却除掉了自己的盟友。它行使的专横权力是一种使它悔恨交加、备感烦恼和备受折磨的责任。
我们经常听说，自由国家的繁荣都是昙花一现。但是专制权力的繁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一个专制国家——即便竭尽全力——持续时间能像英国的自由那么经久不衰。
专制政治面临三种可能性：它可能引起人民造反，这样一来，人民就会推翻它；它可能激怒人民，这时，如果外国人进攻它，它将被外国人推翻；如果没有外国人进攻，它会自行衰败，虽然缓慢一些，但会更耻辱，更不体面。
一切都在印证孟德斯鸠的箴言：权力越大，安全越少。
不对——专制政治的支持者说——政府垮台总是因为它们软弱。政府必须做的事情就是监督、惩罚、囚禁、镇压，不能允许无用的形式束缚自己的手脚。
为了证实这个信条，他们提出了两三个粗暴而非法措施的先例，这些措施看上去拯救过求助于它们的政府。不过为了使这些先例能派上用场，一个人必须明智地把自己限制在三年两载的时间内。假如此人眼光长远，他就会看到，采取这些手段的政府，非但得不到巩固，反而是死路一条。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有时连正当统治都会受到这种理论的诱惑。如果我有点离题，希望能得到谅解，因为我只是想揭露它们的危险和虚妄。
16．正当统治本身使用非法和专制措施的后果
如果正当的统治也求助于专横措施，那么它所采取的维护生存的手段就会牺牲自身生存的真正目标。我们为什么希望权力能够镇压那些侵犯我们财产、自由和生命的人？因为我们想要确保享有它们。但是，如果专横权力有可能毁掉我们的财产，威胁我们的自由，打断我们的生活，那么权力的保护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们为什么希望权力能够惩罚那些密谋反对国家宪法的人？因为我们害怕这些阴谋家可能会用一种压迫性权力取代一个合法、中庸的组织。但是如果权力本身行使这种压迫性权力，它又会提供什么好处呢？也许暂时会有点实际好处。一个既定政府的专横措施，在数量上总是比那些仍然需要获取权力的宗派的专横措施要少一些。甚至这点好处也会因专横权力而丧失。一旦专横权力所采取的措施被全面接受，它们将显得如此经济和便利，再使用其他办法就会显得太不合算。专横权力开始还被当做一种最后手段，仅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使用，最后则会变成处理所有问题和日常事务的不二法门。由此，不仅权力的敌人会随着权力受害者的数量而增多，权力的猜疑心也会与敌人的数量成比例地膨胀。任何对自由的侵犯都将导致对同类的其他侵犯，而任何踏上那条道路的权力，最终都将把自己等同于一个小宗派。
为了不给煽动分子留下重整旗鼓的机会，人们很容易想到使用非法手段和超越法律的权宜之计，以便重建秩序和维护和平。由于人们会举出一些确有其事的事实，我们还是来看看那些事实，看看这种做法是否像人们所说的那么顺理成章，
我们被告知，格拉古兄弟把罗马共和国置于危难之中。所有的合法程序都对他们不起作用。元老院不得不两次求助于可怕的紧急法，共和国得救了！就是说，从那时起，它的垮台[1]就指日可待了。所有的权利都被忽略，所有形式的宪法都被颠覆。人民仅仅要求对等的权利：它发誓要惩罚杀害它的保卫者的凶手，于是残忍的马略赶来指挥它的复仇。
吉斯家族的野心破坏了亨利三世的统治。看来吉斯家族是不可能循规蹈矩了。亨利三世谋杀了其中的一人。但这使他的统治更和平了吗？恰恰相反，二十年内战使法兰西帝国四分五裂，而在四十年后，善良的亨利四世很可能是替瓦卢瓦王朝的最后一人[2]遭了报应。
在这类危机时刻，被惩罚的罪犯总是少数。其他人则会保持沉默，蓄势待发。他们会利用暴力已经在人们心中激起的愤慨。他们会利用非正义现象在踌躇不决的人们心中激起的惊恐。权力由于摆脱了法律的束缚而丧失了它那独特的性质和适得其所的杰出地位。当那些宗派使用同它一样的武器攻击它时，公民大众可能就会产生分裂，因为在他们看来，在两个派别之间只有一个选择。
我们将被要求认识到国家的利益，认识到慢腾腾的程序所带来的危险，认识到公共安全的需要。我们在最可憎的政权统治下，不是也会听到有人喋喋不休地使用这些说法吗？它们永远都会用之不竭吗？如果你承认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似是而非的口号，那么每个党派都会把消灭对手等同于国家利益，都会认为调查工作哪怕拖延一小时也是危险的，都会认为不经审判、没有证据就宣判有罪才会保证公共安全。
毫无疑问，政治社会存在着一些靠人类的谨慎难以驱除的危险关头。但并不是凭借暴力——即使是正义的压迫——就可以防止这种危险。恰恰相反，要比以往更一丝不苟地坚持既定法律，坚持保护性程序，坚持维护保障措施。勇敢坚持这样的合法性道路将会带来两个好处：政府把侵犯最神圣法律的臭名留给了敌人；他们显示的镇定自若将会更多地赢得胆小怕事的、至少是犹豫不决的群众的信任。
任何稳健的政府，任何建立在规则与正义基础上的政府，都会由于阻碍正义和背离规则而毁于一旦。实际上就其本性而言，它迟早会遭到削弱，它的敌人可以一直等到那个时候，利用回忆武装起来反对它。暴力有时看上去会使他得到援救，其实只会使它更加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因为暴力在把它从对手那里解救出来的同时，也使对手对它的仇恨遍及四方。
我将始终不懈地劝告掌握权力的人们，要主持正义。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主持正义。因为，如果你不能主持正义，你连非正义都主持不了多久。
在我们漫长而悲惨的革命时期，许多人坚持到以前的行为中寻找当今事件的原因。每当暴力引起一次短暂的惊奇，接踵而来的便是破坏这一结果的反动，他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动，就是因为暴力措施受到了压制，剥夺过于吝啬，权力过于宽纵。[4]
而这就是不知不觉遭到削弱的权力的本性。预防措施变得令人厌恶而被忽略；舆论甚至在沉默中也施加着压力；权力屈服了；它在由于软弱而屈服的时候，就再也不能凝聚人心了。阴谋诡计重新出笼；仇恨情绪日益增长。一直遭受专横权力打击的无辜者携带着新的力量重新出头露面；一直遭受谴责的罪犯已听不到谴责，看上去那么清白无辜，而推迟了一小段时间的罪恶会以更加可怕的面目重新出现，由于添上了新犯下的罪恶而更加骇人听闻。
凡是对所有的意图和所有的目标都同样适用的手段，凡是既可被诚实的人用来反对强盗，也可以再现于拥有诚实人的权力。以必要性为托辞、以公共安全为借口的强盗之口的手段，是不存在什么正当理由的。瓦利略·巴布利克拉的法律允许对追求暴政的无论什么人先轨后奏，轮番服务于贵族和平民的复仇目的，从而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灭亡。
几乎所有的人都迷恋于显示自己不同凡响。作家们最着迷的事情就是自诩为政治家。结果，几百年来，违法暴力的所有重大进展，危难之时诉诸非法手段的所有榜样，一直被人世世代代地满怀敬意或洋洋得意地说个没完。舒适地坐在书桌旁的作家们，咬牙切齿地鼓吹全面采用专横手段，极力想让自己的风格同他所推荐的手段本身的简单明了结合起来。一时间他会自以为已经大权在握，只因为他正在宣扬的是权力的滥用。他使自己的思辨生活因妙笔生花地今面展示了暴力和权力而充满活力，由此给自己创造了某种权力的快感；他尽可能响亮地重复着公共安全、最高法律、公共利益等等大言阔论；他对自己的深刻思想充满敬意，对自己的勃勃生气感到惊奇。可怜的低能儿！他对着那些极度兴奋地听他讲话的人喋喋不休，而这些人只要碰上第一个机会，便会在他身上检验他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