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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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时想做一点正论：
文化教了我比较直捷简单对待事物的方式，比起中国长辈们教
我们的要实惠痛快得多。开朗和自信心的表现，恰是羔羊般的
我们所需要的。以上是其一。其二：我们的国家媒体，大多数
国际新闻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老妈妈英国广播公司购
得，这就决定了我们接受世界事务必然受一种限制；而且何况
又是：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我们应该去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国家，也注定了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是新闻头版的内容。我
的意思不是说客观导致了我们的错误（或者叫价值上的迷茫），
我认为一个人应该用深厚的态度看待历史：对于自己的闪光面
与阴暗面都应如此。不能轻率地说：“啊，我要同昨天告别。”昨
天你怎么能够“告别”得了？！因为它都是你的一部分。我要讲
一件事情，说明即使是我最陷进“美国情结”的时候，我还是
有所感悟——或者叫忏悔吧。
好像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八六年的样子。住在我上铺
的是上海市的学联主席，浙江上虞人，姓吕。我们特别喜欢讨
论中东问题，那时候以色列把巴解组织赶出了黎巴嫩。这件事
无论是战略战术上都具有传奇色彩，倾向谁，不倾向谁，前面
我已经说过了，我肯定有着自己一贯的尺度。有一天，老吕兴
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有一个巴勒斯坦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要
来上海，我们学校有几个名额，他已经为我安排了一个名额。不
过老吕告诫我：一定不能冒失，所有的问题应该由巴勒斯坦学
生先谈。包括他们巴解的内部派别斗争也不能问。我答应了，尽
管我心里有看法，但我是个学生，我应该守纪律，尢其是在国
际交往方面的。
且不说我们和他们交流了什么。我事后有一种启发，我们
自以为是“信念”的东西在第一手材料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我们原本的最基本最朴素的东西到哪里去了？我突然发现我们
平素的似乎很“上进”的东西其实是很势利的。一个失去了家
园的民族，在为自己的基本权力战斗着。而在中国某大学的一
处沙龙里，一群太平犬却在奢谈着“以色列的英雄”和山姆大
叔的“世界责任”。虚假的精神繁荣使我们失掉了真诚，我们貌
似闯将，肆无忌惮地否认着官方的价值，以可鄙的态度看待弱
小民族的斗争，以毫不掩饰的势利态度欢呼美国，难道这就是
成熟？这就是证明我们这一代人有出息的表现？我悄悄地为自
己一呸。
再认识：亲美的心理瘟疫何以漫延
对上一个题目我可以理出一个基本线索：我（或可以加
“们”）的亲美有一个真诚感受到功利感受的过程。我在末尾讲
了一个插曲：我同巴勒斯坦学生代表团的交流，以及它给我带
来的诗意般的冲击——我也必须说，它是真实的，但不一定是
可靠的。暨然在十分钟之内可以摧毁十年的信念，那么十分钟
之内树立的信念也可能在一秒钟内被再摧毁一次。
李鹏总理曾在八年前很诙谐地回答过一个外国记者的提
问。外国记者问的是这一届政治局中有许多都是留学生。那
么这种构成会不会对中国外交的倾向性产生影响，意思是说：会
不会产生所谓的“亲苏派”？李总理回答：留苏人员在领导层中
的比重是历史形成的，因为五．六十年代只能去苏联和其他东
欧国家学习。记者的推衍是说不通的。假如照记者的逻辑，我
们现在大量的青年人在美国学习，将来的领导层是不是就要形
成一个“亲美派”呢？——当时全场哄堂大笑。
李总理的话是非常明确的，表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信心。
同时他也道出了一个事实：现在我们国家留美学生的比重相当
大，他们回国以后势必成为我国未来干部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我对以上事实没有丝毫的担心，我夫人就想出去，我
亦不反对她去。对于有智知的人，能够长见识的人，对真理能
有感悟能力的人，势必能够成为国家栋梁的人，不必要有什么
担心。我所要说的是：宽泛而无孔不入的美国印记，在我们自
身心理上造成的瘟疫，倒是值得好好说上两句的。
首先我想提到一本杂志，名叫《读者》，我指的是中国大陆
出版的原名《读者文摘》现因知识产权原因改名为《读者》的
这一本。我知道中国《读者》同美国《读者文摘》不能等同，我
也知道《读者》选用国内的作品比重较大，我更知道《读者》的
追求及其民主性。但是对《读者》杂志的看法，九十年代初，朋
友们和我就很长时间地议过。《读者》实质就是一处小小资产阶
级的精神乐园（注意：原文如此，我在小资产阶级前面又加了
一个“小”）。我冠之“小小资产阶级”不是借意识形态之刀来
砍人，因为即使在西方，“资产阶级”在社会学意义上也是一个
批判概念。为什么这样说《读者》？《读者》跟“亲美的心理瘟
疫”有什么联系？这么说吧，《读者》能够从最大程度上满足文
化水平一般但又不安于现状的小人物们的虚荣心，她使得“小
小资产阶级”们通过一些个难度不大的哲理（美学）破译使人
获得一种智力上升的错觉，一种逃避现实的快感。我又回到最
初的例子美国电影《农家女》上面，我当年“寻根”时，最激
赏的一段国会演说辞，大意是这样的：
在俺的老家，有一位医生，人们管他叫张医生。张
医生给人治病，治好感冒别人就送给他一块馍，治好
偏头痛别人就送他一把大葱，有时什么也没有，张医
生也不说啥，他明白村子的人都挺穷。村里人找张医
生挺好找的，张医生就在门前挂了块匾。上写：
张医生 楼上
可天有不测风云，医生也有得病的时候，终于，张
医生一病不起。下葬那天，村里人商议着给张医生凑
钱立块碑，可是他们实在没钱。于是乎他们把那块匾
插在张医生的坟头，来来往往的过客都能看到这样一
行字：
张医生 楼上
今天，一位总统死了。他的国际联盟的理想虽然
没有实现，但历史会给他刻一块碑，上写：
伍德罗·威尔逊 楼上
活脱脱的一副《读者》文风，隽永而通俗，热情而克制，甜
蜜而不流汁，微酸而不涩喉。从好莱坞到兰州，基督教的道德
观，十字军的荣誉感，专栏作家的审美情趣，装点着上亿读者
的迷梦，滋养着一代新的“农家女”。
这种虚伪的言论空气充斥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交生活之
中。每一段庄重的声明都以一种诗意、竭尽心声的形式加以
发表，一种干净的、貌似真诚的语言操作，一个被八股文操纵
了两百年之久的国家，一种善于以精品散文来掩盖严峻事实的
国民情趣。不要忘了这个住在“楼上”的伍德罗·威尔逊是这
样给世界治病的：他毅然牺牲中国的利益把青岛划给日本；他
的所谓“国际联盟理想”因为欧洲列国不愿他指手划脚而被他
羞怒地放弃。这样一个善讨价还价的威尔逊和“楼上的医生”有
什么修辞上的天然联系？啊，我们幻妄的心被它的情趣感动着，
我们的腹中涌起饱食快餐后的噫气，我们津津乐道地沉湎于厌
世的痛苦之中，我们模仿美国式的坦率和纯真，却迷失了原
本身上含义更深的质朴和艰辛。我工作两年以后，在一次处理
旧信件的时候偶然翻出几封大学期间我寄给家里的明信片，它
的文风使我作呕，它呈现的“民主精神”令我羞愧难当——
亲爱的爸、妈：
圣诞快乐！
顺祝你们新年快乐。我刚从南京——高邮——扬
州——镇江走了一圈回来。没有通信，你们又生我的
气啦。请原谅我，不管我在形式上有什么欠缺，请相
仪是永远爱你们的。今天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调
频节目里两次听琶德克萨斯的州歌《家乡的绿草地》，
温暖的感情充溢我的心胸。
爸爸提到的希望（指争取入党——作者注），请以
后不要再提了，我不想以后跟爸一起过党内生活，而
且互称同志。
……
那一年我已二十二懈，当我二十五风重新翻出这段极其轻
佻不恭敬且略冒傻气的文字，我头脑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小
年纪，尽不学好。”第二个反应是：这段以明信片形式传达的别
扭文字会给我的父母造成怎样的痛苦？以及会给我留下怎样的
笑柄？这种今天看来是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仪态居然充斥着我
数年之长的大学示知生活！
继续回到现实，在我毕业．工作婚姻．社交的方方面面，
我发现美利坚合众国的影响不是越来越淡，而是越来越浓厚了。
这应该同我生活的圈子有关，我的圈子是一个足够长见识的圈
子。我认识的人当中不下二十个直接去了美国，这足以让我泛
起惊奇和嫉妒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