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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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人激动他说：“周先
生，你们是以哲真正的朋友啊！”
灵堂背后事先躲着的那个人，他把子弹都推上膛了，随时准备射击。听
了周恩来的话，他哭着出来，跪在周恩来面前，声声哀求恕罪，久久不肯起
来..
东北军少壮派中的一些人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
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结果却事与愿违。王
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
消息传到前线，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临
潼。他们提出：少壮派孙铭久等必须离开西安。3 日，杨虎城同周恩来商量
后，派人找孙铭久等问他们何以自处。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等这时也慌
了手脚，三人经过彻夜商量，在第二天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他们三人引咎
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周恩来在
这样复杂而用难的局势下，经过权衡，考虑到少扑派在发动西安事变时是有
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轻意牺牲他
们，毅然地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
平津。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目标，从而避兔了一场东北
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那些日子，可以说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困难的日子。在他周围就
像堆满了火药桶。各种对立力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而他们几乎都是共产党的朋友。情况的发展常常是风云突起，瞬息万变。稍
微处理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使己取得的初步胜利全部付诸东流。
这，几乎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当时在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罗瑜卿、吕
正操、王炳南后来回忆说：“那些天，周恩来同志忙到不可再忙的程度。他
顾不得吃饭，顾不得休息，几天几夜睡不上几个小时，夜以继日地工作。眼
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舌敝唇焦。然而，当他出现在会场上，出现在客人面
前，仍然是那样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周恩来同志乎易近人，对和战两派平
等相待，尽力说服大家团结合作。”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谈话是有说服力的，
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使大局得到维持而不致崩溃，并且在东北军和十七
路军的广大将上中赢得了信任，赢得了友谊。
“二·二”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博古的安全，致电
要他们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但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他就越不能
离开西安。如果离开，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正式存在，红军
就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正式谈判也难以进行。因此，他将大部分工作人员
撤出了西安，要博古、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转移到三原。他自己仍然坚
持留在西安，在险象丛生中靠他的机智勇敢，沉着果断地平息了“二·二”
事件。
东奔西走五次谈判——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周恩来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们导者，而且是其得以实现的强有力
的推动者。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虽然承诺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但要使之变
成现实，仍需付出极大努力。正如周恩来曾说过的，“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
距离还很远”。因此，为促成两党合作的正式建立，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代表
团首席代表，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从1937 年2 月开始，历时七个月，东奔
西走，往返于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之间，唇枪舌剑，陈辞恳切，同国民
党进行了五次谈判。谈判的对手，最初是顾祝同、张冲等，后来是蒋介石本
人；谈判的内容更涉及红军改编，边区政府改制、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发
表两党合作宣言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蒋介石从其阶级利益考虑，总想把
共产党、红军和边区控制起来，进而予以吞并：周恩来则从民族利益着眼，
坚持“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
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
第一次，二月西安谈判。西安事变过程中，是以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共
产党联合的“三位一体”共同和南京谈判，由张学良主持。张送蒋离开西安
后，由杨虎城主持。为了谋求和平，杨两次派代表到南京、奉化谈判。蒋介
石为了防止在南京的何应钦插手其事，令在潼关的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
军总司令顾祝同和西安方面谈判。“二·二”事件前后，为了坚持和平，周
恩来通过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向顾况同提出，中共也派代表参加潼关的谈判。
顾请示蒋介石，蒋回电顾：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20 万至30 万元经费。
周恩来派李克农到潼关后，又争取到顾祝同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二·二”事件后，西安三位一体不复存在，2 月8 日，顾况同率兵进
入西安。第二天，周恩来就与顾祝同、张冲开始谈判。不久，财剑英也赶到
西安参加谈判。
2 月10 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
证。中旬，同民党三中个会通过《根绝赤祸案》，决定“必须彻底取消其所
谓‘红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周恩来指出：“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
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
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这四条同我们的五项
要求、四项保证，实际上相当接近，国共合作的原则确定了。
政治上总的原则问题基本解决了，国共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军改编后的编
制、人数，是否设立总指挥部；苏区的地位、行政长官的人选；两党合作的
形式及纲领等问题上。
2 月26 日，参加了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张冲回到西安，就上述问题开始和
周恩来谈判，而且谈得比较顺利。但是3 月上旬贺衷寒到西安后，情况却大
幅逆转。贺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周恩来的拒绝。周恩来还
向中共中央建议，关于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解
决得了的。中央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第二次，三月杭州谈判。3 月下旬，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到达杭州，
直接和蒋介石会谈。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共为国家民族利益计，与蒋及国民
党合作，但不能忍受投降、受骗之诬蔑。提出红军编为三个师，每师15000
人，共45000 人。三个师上设某路军指挥部。陕甘宁边区作为整个行政区，
不能分割。国民党不能派政训人员和辅佐。红军需要增加防地。
蒋介石在大敌当前、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共产党坚持斗争的形势下，不
得不承认国共分家十年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入侵的局面，但不引咎自
责。他说，你们不必提和闽民党合作，只是与我合作。蒋表示，边区、红军
改编都是小事，只要拥护他为领袖，一切好办。对合作的形式他也提不出具
体的方案。
·蒋介石对于没有能消灭红军和共产党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要承认共产
党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进行对等谈判，他确是不甘心的。因而提出与他个
人合作，逼周恩来就范。
周恩来却巧妙地处理了这件事，他马上提出国共合作的形式可采用共同
纲领的办法，实际上给了蒋介石一个软钉子。
4 月初，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央对杭州谈判很满意，同意周恩来的具体
方案，决定在中共抗日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
线纲领，并具体研究两党合作的形式。
第三次，一上庐山谈判。为了推动蒋介石尽早抗战，6 月4 日，周恩来
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准备讨
论的13 个问题（主要有：两党合作的形式，联盟或改组国民党，要求释放政
治犯、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办报、红军改编、承认边区，中共不
同意与蒋个人合作等），风尘仆仆登上庐山，同正在避暑的蒋介石再次谈判。
经过多次交涉谈判，蒋介石最后表示：两党合作的形式可成立国民革命
联盟，两党各推相同人数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对外行动
的宣传由同盟会决定，然后执行。而且在关于纲领的形成与执行、红军改编
后最高指挥机关的设置及陕甘宁边区主席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上，蒋介石都
顽固坚持旨在将共产党溶化掉的立场。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声明回
延安再行讨论。
第四次，七月再上庐山继续谈判。6 月18 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
央开会讨论，为了推进统一版线的建立，打破谈判佃局，又做了让步。首先，
在合作形式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是先确定共同纲领，这是两党
合作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