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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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1 月30 日，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而奋斗”的号召。他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
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回到大陆来参观和学习的，也都
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
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
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凡
是通过和平途径投向祖国的，中国人民都将在工作上给以适当的安置”。
5 月12 日，周恩来会见原国民党中央委员程恩远先生，在谈到国家对国
民党人的希望时指出：“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过去，
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
有第三次国共合作。”
6 月28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的报告》中，周恩来在精辟地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解放
台湾的方式、具体步骤和对去台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若干具体政策。他指出：
“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故争的
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
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
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同时，他还
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
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
同我们开始这种谈判”。“为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
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
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乎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周恩来还表示，
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
统一的神圣事业部有权利和义务作出自己的贡献。
7 月16 日，周恩来在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再次表达了
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愿望。他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
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
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
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
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来在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提出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
题这一方针的同时，于1956 年春和毛泽东共同制定，并通过有关渠道向台湾
当局转达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办法：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台湾回归祖
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介石管
理，对于陈诚、蒋经国等人亦悉听蒋意重用；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
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经，必须条件成熟
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和台湾各界代表协商决定后进行；国共双方要保证不
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周恩来的这些讲话、谈话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对周恩来的这
一系列表示，蒋介石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于1957 年初决定派原国民党候补
委员、时任台湾立法委员的宋宜山作为私人代表到北京实际了解有关情况。
宋宜山于1957 年4 月从香港经广州到北京，先与周恩来会晤后，再与中共中
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商谈具体问题。李维汉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代表中
国共产党方面向宋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为中
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地区的政府仍归蒋介石领导，
共产党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以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
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同干涉中国内政。5 月，宋宜
山将他与周恩来、李维汉商谈的详细情况及其在大陆上的见闻与成一份1.5
万字的报告呈送蒋介石。但是，又因蒋介石毫无诚意，终于使这个良好接触
的开端未能继续下去。
在周恩来、李维汉等人与宋宜山进行试探性接触的同时，中共中央已经
确定李维汉、屈武等人作为和谈代表，准备赴香港与国民党台湾当局进行和
平谈判。似是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决心对抗到底，在
1957 年10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反攻大陆，
光复国土，消灭匪寇，完成革命大计”，完全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
两党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致使海峡两岸继续处于对峙中。
可以看出，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早在50 年代中期虽然还没有、也不可能明
确提出“一国两制”这个概念，但这一构想的思想含义已经相当明确了，这
就为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
r /> 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政策，发扬这方面的优良传统，发展包括近2000 万台湾
同胞，500 多万香港同胞和3000 多万海外侨胞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爱同统一战
线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一国两制”的构想奠定了思想基础。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坚持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
统一战线究竟是个战略问题还是策略问题，长期以来多被人们误解为策
略问题，而且一切敌对势力总是以此来攻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企图分化和
破坏党的绞一战线工作。其实，研究和学习周恩来的统战思想，就不难认识
到统一战线是个战略问题。
还在建国前夕，周恩来在论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就说，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是一个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
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既然是这样一个组织，就不应该开一次会就结束，
而应该长期存在。1957 年，他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文中论述了“我
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
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
1962 年，他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又强调“同民族资产阶级的
联盟是无产阶级同非劳动者的联盟。坚持这种联盟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和长期
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的统一战线中将长期起作用。”1963 年元月，他在《春
节祝词》中再次说明：“我们和各民主党派已经结下了不懈之缘，不仅现阶
段需要长期共存，而且一直要共存到共产主义。”
周恩来不只是从理论上阐明统一战线存在的长期性，而且特别强调并要
求全党要做统一战线工作。
50 年代初，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说：“毛
泽东同志常说：做统战工作是少数派。这是幽默的说法，实际不是少数派，
应该是多数派，应该全党来进行统战工作。”为此，他还要求：“组织部要
训练党员，宣传部要教育党员，统战部要组织党员去做这个工作。青年团也
要领导团员，妇女会也要领导妇女去做这个工作。各方面都要共同配合做好
这个工作。”他尤其把“统战工作做得好”提到“是有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同时，周恩来也批评那些认为做统战工作太麻烦的人，不愿同党外人士打交
道的人，“是不对的”。他希望，“我们应该养成同党外人士经常接触的习
惯”。因为这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吸取党外人士的好意见，改进工作，都是
有益的。
周恩来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其出发点并非为
争一党之利而施行的权宜之计或策略，而是实实在在的战略问题，这就是统
一战线的地位之所在。至于统一战线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策略方针，
那只是为长期共存到共产主义这个总战略、这个终极目标服务的，而不是相
你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依靠人民联系群众——实现统一战线的根本途径
统一战线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什么？周恩来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
总结自己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这个极端
重要的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我们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着人
民的根本利益，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一切活动又必须紧紧地依靠人民。人民
的支持和拥护，是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然而，当周恩来还是一
位爱国青年的时候，已经产生了朦胧而朴素的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即“人民
国家之主人也”，“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国民全体”等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