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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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会晤结
束时，双方对取得的结果都感到满意。
1969 年9 月18 日，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周恩来致信柯西金，归纳和
概括了中国政府的有关立场及9 月11 日会晤时双方一致达成的谅解。不久，
柯西金复信通告中国方面：苏联政府已采取措施，向边防部队下达了4 点指
示，以缓和边界局势。
由于双方部采取了措施，边界上不冉打枪，紧张局势相对缓和下来。接
着，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中国既要在南边抗美
援越，又不得不对北方加强防备的双重压力。
在国家关系方面，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1970 年10 月至11 月间苏
中两国新任大使分别到任，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格为代
办级的局面。
在双边贸易方面，中苏于1970 年11 月恢复了已经中断两年的签订年度
贸易协定的做法，从而使1971 年的贸易额以比前一年增长两倍半的幅度开始
回升。与此同时，两国间的空中与界河航运，经过谈判也开始得到改善。
由此可见，当1969 年中苏紧张关系大大加剧的严重时刻，是周恩来同柯
西金的会晤及其达成的谅解，把两国关系从战争的边缘拉了回来。尽管那以
后两国关系在紧张方面仍表现出相当大的惯性，然而毕竟开始了一个虽然缓
慢，但却是朝着走出谷底方向发展的过程。除了双边关系外，这次会晤的影
响所及，对推动苏美中大三角关系的确立也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1969 年9 月12 日，中国新华社播发的中苏政府首脑在北京会晤的消息，
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动。大洋彼岸的中国对手——美国的某些人乍获得这一信
息即感到非同小可，紧接着10 月中苏边界谈判的恢复更使他们感到了问题的
紧迫性。原来，为了早日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为了在全球争夺中处于
有利地位，美国总统尼克松上任后不久即在调整对华关系方面开始有所考
虑，9 月9 日，这位不常接见本国驻外大使的总统难得会见了驻波兰大使小
沃尔特·斯托塞尔，并把建立接触和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一项重要
任务提出来。正当此时，中苏政府首脑在北京会晤及中苏边界谈判恢复的消
息传来，顿使尼克松总统感到良机坐失的危险，随即下令基辛格给已在任上
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接连发去三封电报，促其加快行动。1969 年12 月3 日，
中美两国外交官一起出现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当美
国大使见中国代办雷阳同翻译离席时，便马上跟了出来。由于代办已坐进轿
车，这位大使一把拉住中国翻译，急切地用波兰语作了自我介绍后说，他最
近刚从华盛顿回来，得到了同中国大使馆建立接触的指示。中国翻译有礼貌
地答应代为转达后便匆勿离去了。两天后，斯托塞尔大使接到中国大使馆的
正式邀请。1969 年12 月11 日，他来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成为自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位进入我驻外大使馆的美国使节。不久，中美大使级会
谈恢复了。从中国方面来说，尼克松总统入主白宫前后向中国发出的一系列
信息已经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的注意。一个新的战略构想正在酝酿中。可以
说，从此以后，中国对苏关系的每一个动作，都同时具有对美关系的意义。
边界冲突后同意举行中苏政府首脑会晤是这样；当察觉到苏方从政府首脑会
晤的立场后退时，周恩来在1969 年10 月6 日致柯西金的信中仍然同意恢复
边界谈判也是这样。当时在外界看来，这意味着中国“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务
实派控制着外交政策”。在周恩来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既可减轻中苏紧
张关系对中国的压力，又可为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创造条件。这一战略构想
充分显示了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艺术，而既是决策人又是执行者的周恩来在其
间纵观风云、运筹帷幄的重大功绩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当时明确这一外交战
略的尚限于最高决策层，一般的外交人员还没有必要的思想准备，所以华沙
那戏剧性的一幕虽曾使那位美国大使急出了一身汗，可他何曾想到他的举
动，用后来周恩来对基辛格讲的风趣话说，差一点使中国代办得了心脏病。
1969 年3 月，中苏矛盾的激化成为触发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之
一。4 月，美国便以委婉的外交辞令向苏联作了暗示。7 月，又宣布了自朝鲜
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美国的举措促使苏联在对中国发出核
袭击威胁的同时，提出了同中同领导人接触的建议。如所预料，中苏政府首
脑的会晤及边界谈判的恢复又加快了美国走向中国的脚步，导致了中美接触
的恢复和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
应当指出，当年的苏美都由接近中国，三国之间关系的相互影响已表现
得十分充分。无怪乎连基辛格也感到：“到了1961 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
的关系就慢慢地演变成三角关系了。”
从70 年代初起，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
法席位的恢复，新中国进一步增强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并迎来了对外关系
全面发展的时期。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则在世界局势中增加了新的稳定因素。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总理周恩来被看作是“开创了今天的全球平衡”的“关
键性外交事件的中心参加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处理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
无论邦交正常化之前还是之后，如何对待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即如何评
价与处理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其后果的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中
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不断前进，反之就会出现波
折。周恩来以其深邃的历史感，运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富于哲理
的中国古训，为双方正确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并在实
践中反复闸述、贯彻始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周恩来1972 年在欢迎田中首相的宴会上特别指出，“自1894 年以来的
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
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
记住。”
根据周恩来的论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中心思想是中日人民都
应从过去那场战争中吸取惨痛的经验教训，共同努力来防止历史重演，以保
证两国今后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为此，首先要如实承认那是一场由日本军国
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它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正如周恩
来对日本朋友所说，“过去的事实还是事实，历史是存在的”，决不能掩盖
和否认。其次要明确，那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责任，不是日本人民的
责任”，广大日本人民是愿意和平、热爱和平的。把日本人民与军国主义区
分开来。再次应看到，虽然两国间有过长达半个世纪的不幸时期，但与2000
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相比还是短暂的，因而坚信中日双方是“能够友好的”。
最后，为了重建中日友好，关键是要牢牢记住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向前看
的态度，举一反三，恰当地处理相互之间的各种问题。
宽大处理已有悔改表现的日本战犯和战俘，主动邀请日方旧军人访华，
就是周恩来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精神处理两国间历史问题并取得成
功的突出事例。
50 年代初，我国关押着1100 多名日本战犯和战俘，其中大部分是新中
国成立后苏联政府移交我方的，其余则是抗战胜利后残留在阎锡山军队中被
我方俘获的日本官兵。如何处理这批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些人在战
争中大多犯有不同程度的罪行，中国人民对他们深恶痛绝，切望政府严惩，
这是完全正当的。周恩来深深理解中国人民的情绪，同时根据“责任不在人
民”和“两个区分”的精神，从中日关系的长远利益考虑，多次指示并亲自
组织有关部门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了区别对待、分两步走的方案。即对其中
职位较低、已有悔改表现的人免予起诉，予以遣返；对少数职位高、罪行大
而又坚持反动立场的人则进行公审并依然判刑以后又根据他们的悔改表现及
身体情况，分批提前释放。这种做法既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和当事者的侵略
罪行，又体现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气度，高赡远瞩、通情达理，
赢得了日本各界的普遍好感、对增进中日人民的友情起了积极作用。在此前
后，有一批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旧军人希望访问中国。周恩来获悉后，即
于1955 年底指示廖承志向正随前首相片山访华的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发出
邀请。1956 年8 月，远藤冲破重重阻挠率14 名前日本高中级军官来访，并
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