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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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飞行员跳伞之后，我们的飞行员就会以向他们开枪为乐，”利兰·霍尔德伦说。沃尔特·斯通布雷克补充道，“我们不能饶恕他们。如果我们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坠下的话，就会朝乘着降落伞的飞行员开枪。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他就可能活下去，有朝一日又会回来打我们。这就是战争。”
然而，这当中还存在一个距离的问题。切斯特·班尼特是一位海军心理专家，他为上百名太平洋战争中的飞行员进行过心理评估。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们很少由于个人的报复心理表现出对敌人的憎恨。战争事实上是一场机械技术和各种战术的较量。我想如果战争结束的话，会有人走上前去和他们的敌人握手，我相信有些飞行员们会这么做的。”大卫·德烈对我说：“空中战争完全不同于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我们看不到敌人，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年轻，是不是有儿女，你头脑里不会想到任何与人性有关的东西。”
这种距离的存在使二次大战的形式更为现代化，并且还为以后的战争确定了新的特征。“空中战斗的妙处就在于它不是面对面的战争，”斯通布雷克解释道，“它是机器与机器作战。你能看到工厂、军舰，你知道下面的人们将会被炸死，但这完全不是个人之间的战争，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阿尔·林斯特龙解释说，“我从没见到过敌人的真面目。因为大家都是在飞机上。”
“上司让我们攻打的目标在哪儿，我们的敌人就在哪儿，”乔治·海尔斯伯格补充道。“敌人可以是德国人，也可以是日本人。我并不恨日本人，但是对日本人也没有同情心。”“你从来都看不到他们是不是死了，”波恩说，“你的时速是每小时130英里，同时你还在疯狂地射击。这是复仇的表现。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对于很多飞行员而言，所作的工作只是些技术活——起飞、导航、按计划投弹、回到航母上降落。这一切就像是一只上了发条的钟表，他们按步骤完成每一项任务，知道自己飞回去之后，准备室里就会有扑克游戏等着他们。虽然他们从来不谈论这些，然而当那个记载着再也回不来的好友名单越来越长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想，会担心自己到底什么时候也有那么一天。约翰·勒伯夫对我说，“我们试着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我们只把自己最勇敢的一面展现在其他兄弟面前。”但是在一支小调中，却唱出了很多残酷的事实。这首歌在太平洋所有战舰的准备室里广为传唱：
他爱他的飞机
他也爱飞行。
他从没想过
有一天他也会不行。
不要悲伤
也不要忧郁。
也许明天
你也会离去。
第十三章 无人岛
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这么做。
——乔治·布什
美国的飞行员小伙子从战争早期的挫败中恢复过来了，最后把日本从天上打了下来。1941年的时候，一提起日本的零式战斗机人人都会不寒而栗，但没过多久，每当日本飞行员的视野中出现美国飞行员的时候，他们也会发抖。美国的飞行员从日本人身上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同时也把自己的飞行水平提高到了极致。美国的飞机和飞行员们一起成长，不断改良。现在的“地狱猫”、P—38“闪电”和“海盗”已经把日本的空中力量远远地甩在身后。到了1944年，日本的帝国空军已经不堪一击了，那些日本飞机对于美国飞行员来说简直不值得一提。
随着美国在空中逐步掌握了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战场也发生了转移。比利·米切尔当年的预言现在不言自明：谁控制了空中，谁就能控制战争的结果。
切斯特·尼米兹上将的战略是要直奔日本本土，而且越直接越好。
马里亚纳从关岛、提尼安岛和塞班岛北部一路蜿蜒到东京湾。沿着这条海沟的岛屿，也就是那些淹没在水中的山脉的最高点，将铺就美军前往东京的道路。
由于这条航线接近日本，美日双方都知道对无人岛的争夺将是至关重要的。与瓜达尔卡纳尔岛、塔拉瓦岛和塞班岛不同的是，无人岛的各个岛屿都是日本的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任何国家曾在日本的神圣领土上踏上过胜利的足迹，因此美国人一旦登上无人岛也就意味着对日本的入侵。那么战斗就会更加激烈。
但是，就在美国人的来复枪和日本人的军刀即将在无人岛上短兵相接的时候，飞行员小伙子已经把战争带到了那里。
1944年和1945年年初，硫黄岛和无人岛上日本士兵的生活非常地枯燥、乏味、压抑，也非常危险。在硫黄岛上，日本小伙子在含硫的臭礁石上挖着洞穴和地道。每天他们在闷热潮湿的地下洞穴里挥洒着汗水。从塞班岛起飞的舰载飞机和B-24经常突然出现在该岛的上空，这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痛苦。在散发着硫磺气味的硫黄岛上没有淡水，他们的指挥官为了给2.2万名官兵树立榜样，每天只用一茶杯水来洗脸刷牙。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岛上的水源相对充足，是个繁茂的热带天堂。但在那里的2.5万名官兵在很久之前就砍秃了那里的山，他们砍伐树木建造掩体，找遍了岛上所有能吃的东西。
父岛除了是一个通讯枢纽之外，还是前往硫黄岛运送补给的中转站。货船和运输船从日本航行600英里到达父岛，船只在那里的天然良港将装载的货物卸下，然后转移到小船上，再由这些小船将补给运到150英里之外的硫黄岛。硫黄岛没有港口，因此那些小船只能停泊在黑色的沙滩上或是在近海处等着那些船只到海上卸载货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飞机和潜艇切断了这条从日本经父岛往硫黄岛运送补给的航线。日本的潜艇只是偶尔才能碰巧过关，但它们却运载不了太多的货物。
不久以后，无人岛上的士兵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突然觉得自己被遗弃在那些荒凉的岛上。尽管这些士兵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为天皇献身，但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很自然，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活过这场战争，能回去再次感受妈妈的拥抱，能再度把心爱的女人抱在怀里。但这些小伙子们看到了成群的美国飞机在头顶飞行，海面上的本国军舰数目越来越少。他们意识到东京的那些皇军将领已经决定让他们为国捐躯了，也知道自己挖的那些洞穴迟早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坟墓。
1944年7月4日，迪克·沃尔霍夫的妈妈劳拉在美国准备庆祝祖国的169岁生日，她负责在她妹妹鲁阿位于堪萨斯州伊达纳的农场里搞一次独立日野餐。
农场的厨房里挤满了家里的亲戚，他们忙碌着，说笑着。“劳拉在家里年龄最长，”鲁阿·斯特雷特对我说，“所以由她来作大厨，每个人都听从她的安排去准备食物。”
土豆和豆角都是自家农场上种的，油炸小鸡也是自家养的。“我把小鸡的头放在砧板上，”鲁阿说，“然后拿一把短柄小斧头一下子将它砍下。在那个年月，你必须勇敢地去做每件事。我想我现在不能去杀鸡了。”
喝的饮料是柠檬汁，用鲜柠檬榨汁，然后往里面加点蔗糖，当时分配到各家的蔗糖很少，所以很宝贵。“我们在家里不喝啤酒，”鲁阿回忆道，“我们没有啤酒也挺好的。”
炸鸡的香味一定会让劳拉想起她的儿子。迪克在过去的两年中请了几次假回克莱森特。在他最初写给妈妈的那些信中，他请求妈妈“别再在信中和我说什么炸鸡的事儿了，因为最近的三个星期我没吃过一顿好饭菜，我们成天吃豆子。我们在这儿不用看日历就能知道哪天是周六，因为每个周六早上我们的主菜都是豆子”。所以，他在家的时候，劳拉都会给他做好多炸鸡让他吃个够，至于豆子就不让他吃了。
迪克还有一个简单的愿望。他在信中写道，“我回家的时候，一定要躺在软乎乎的床上睡个够。在吊床上根本就睡不好觉，好多人睡觉的时候都从吊床上摔下来过，身上都摔出血了。那床有四英尺高，而地面又特别硬。”
这个7月4日对于劳拉而言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长大，而如今这两个儿子都在为国作战。她可以很骄傲地炫耀这两个孩子：一个是在太平洋打仗的迪克，一个是在非洲当兵的大儿子劳伦斯。劳拉十分牵挂她的两个孩子，但她还是处处往好的地方想，并且让自己忙碌起来。她还是每周在美容室里工作六天，自从丈夫死后，她就是靠这份工作养家NFDA7口的。而像今天这么大型的家庭聚会当然也会让她分散一些精力。劳拉不得不抓上一个人来帮她扭动木质冷冻机上的摇柄来把甜奶油和糖加到自制的冰淇淋中去。那些冰是从一个邻居那儿买来的，邻居冬天的时候从河里切下了那块冰，并用稻草包把它裹起来存放在附近的地窖里。在炎热的七月，摇冷冻机可不是个容易差事，这对小孩子们来讲太辛苦了，所以劳拉只好派一个没事儿做的大人来干这活儿。
下午的时候，全家人就围坐在后院的餐桌前或是有阴凉的门廊上聊天，太阳下山后就到了放焰火的时间。最开始是给小孩子们放那种闪着火花的烟火棍儿，然后就是给十几岁的孩子们放爆竹，接着就到了每个美国家庭在独立日这一天的庆祝高潮——那就是开始燃放只有大人们才能放得了的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