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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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
足见他家藏书很丰富，又因从小受父亲熏陶，喜欢博涉群书，尤其酷好唐人传记小说，有强烈的创作欲望。但遗憾的是这部短篇小说集已散佚，从书名、序文臆测其中定有不少大禹降伏山妖水怪的神话传说，或许有些短篇就是后来他创作《西游记》中某些情节的雏型和试笔。
吴承恩性敏多慧，“甫周岁未行时，从壁间以粉土为画，无不肖物；而邻父老命其画鹅，画一飞者，邻老曰：‘鹅安能飞？’汝忠仰天而笑，盖指天鹅云。邻父老吐舌异之，谓汝忠幼敏，不师而能也”。他很有绘画天才，“舐笔和墨，间作山水人物，观者以为通神佳手”，但“弱冠以后，绝不落笔。家四壁立，所藏名画法书颇多。人谓汝忠于王方庆之识书，张弘靖之聚画，侔诸秘府者可十一焉”。（陈文烛《二酉园续集》卷一《花草新编序》）“髫龄，即以文鸣于淮，投刺造庐乞言问学者恒相属”（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吴承恩少年时就受到才子朱凌溪、徐中行和本乡名士蔡昂的赞赏，在淮安龙溪书院肄读时，又深受知府葛木（卮山）和讲学老师胡琏、王凤灵的赏识。葛木对吴承恩感情很深，影响较大，常劝他进取功名，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合格人才，以致吴承恩在三十多岁赴南京应举落第后作《祭卮山先生文》中沉痛而又惭愧地说：
承恩淮海之竖儒也。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而公愿辱知之。泥涂困穷，笑骂沓至，而公之信仆，甚于仆之自信也。……碌碌人中，尘土如旧，我实负公，其又何言？！自今以往，亦愿努力自饬，以求无忝于我公知人之明，庶他日少有所树立，亦卮山公门下士也，持此以报公而已。
吴承恩“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天启《淮安府志》）。他有奇才，又想效力明室，匡世济时，但因“一意独行，无所扳援附丽”（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叙》），竟一生不得荣显。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吴承恩约四十三岁时中岁贡。之后十几年间又参加了三、四次考试而“屡困场屋”，不得拔擢。大约在吴承恩五十一岁时，肄业于南京之南监，故有“太学吴子汝忠”之称（潘埙《淮郡文献志序》）。第二年他参加了好友沈坤组织“状元兵”抗击倭寇”。沈坤“率众力战，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始退”（丁晏《重修山阳县志》卷二十一《杂记二》）。沈坤常到吴承恩处谈方略，承恩多次参与军机。吴承恩原打算投笔从戎入胡宗宪幕中，因母老年迈，家境清寒，不善谋生，不得不在六十多岁时赴北京候选，想求得一官半职，“仅以贡为长兴丞”（《花草新编序》）。长兴县属浙江省，县丞是知县的助手，为正八品小官吏，与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明史·职官志四》）。在长兴任上的生活很不如意，他在《春晓邑斋作》诗中悽然叹道：
悠悠负夙心，作吏向风尘。
家近迟乡信，官贫费俸金。
大约做了一年半的县丞，为征粮事得罪了长兴大豪，被诬为贪赃，撤职罢官。吴承恩被解除系狱罪后，有“荆府纪善之补”（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这是安置闲散人员，挂名拿干俸，或对赃吏从轻处理的一种安排。大概案情不久就弄清楚了，吴承恩得到名誉的补偿，便退官回淮安，并未去湖北赴任。此后，吴承恩放浪于诗酒间，以卖文、经商为生，终老林下，未能在仕途、政业上“有所树立”，含恨而逝。吴承恩结识的权贵有胡宗宪、李春芳、高拱、徐阶、赵文华等人。结识的社会名流有文徵明父子、徐中行、何良俊、归有光、沈坤、朱曰藩、陈文烛、黄姬水等人。
吴承恩因“家贫无子”，逝世后“遗稿多散失”，后来由宦归的表外孙丘正纲“收拾残缺，分为四卷，刊布于世”（同治《山阳县志》卷十二《人物志二》），即《射阳先生存稿》。同乡好友陆遥收其遗文，张清溪、马竹泉手录其遗稿。晚辈吴国荣、张以衷、蔡翰臣参加了整理出版《射阳先生存稿》的校刻工作。此书在清初时“刊版不存”，吴玉初得一抄本，纸墨已极渝敝，后来陆续收得刻本四卷，并《续集》一卷（《山阳志遗》四），这是最完备的本子。后来，不仅《续集》不见了，四卷刻本也难以寻到。在乾隆四十二年，吴进仅见到一个残本，遂从中录出古文十六篇刊出，即《射阳先生文存》。直至一九二九年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原刻本《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一九三〇年铅印问世。至于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则是在他仙逝约十年后托名华阳洞天主人校订出版的，即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金陵世德堂刻《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
怀才不遇吴承恩（2）
社会环境
吴承恩虽一生悒郁，未能在政治上奋进，却是一位长寿的文人，他活了八十多岁，历经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五个朝代，正所谓五朝弊政皆亲历，壮志功名未遇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代中衰时期，帝王荒淫无恥，昏庸腐败，朝廷权奸握柄，朋党林立，互相倾轧。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大阉党，都产生在这个时代。如弘治年间的李广、蒋琮，正德年间的刘瑾、万历年间的冯保均为太监，其中尤以刘瑾阉党气焰最嚣张，以致北京城内流传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详见张萱《西园闻见录》卷100“内臣”）。严嵩是嘉靖年间大权奸，严嵩父子曲意媚上，贪鄙奸恶，窃权弄柄，当时曾一度握过大权的夏言、徐阶等人，也不是善良之辈。在明代皇帝中，武宗极好色，除立“豹房”令四方献美女供其淫乐外，还常常带兵外出寻欢作乐，“凡车驾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至数十车”（毛奇龄《明武宗外纪》），又“遍入寡妇、处女家，掠以出，号哭震远近”（《明史·谷大用传》）。以致他每临幸，“民间尽嫁其女，藏匿妇人”，“市肆萧然，白昼户闭”（《明武宗外纪》）。世宗不仅穷奢极欲，多次大选宫女，还想吃灵丹妙药，长生不老，于是“一时方士如陶仲文、邵元节、蓝道行辈，纷纷并进，玉杯牛帛，诈妄滋兴”，或被封为真人、国师，获取高官厚位，或赐庄田、金银，享受优厚俸禄。他们出入皇宫，深入禁地，“口衔天宪，威福在手，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明史·佞倖传》）。世宗从小崇道，天天往西苑炼丹修道，自“壬寅宫变”，几乎被宫女勒死后，自称尘外之人，移居西苑，奉玄修道，不视朝政了。而道教得势，佛教即受到排斥，这些隆贵的真人、国师在《西游记》中留下了暗影。当时，以顾宪成为首的一批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抨击朝政，力图革新，结果被杀、被囚、被贬，更兼以东、西厂、内厂以及锦衣卫编织成庞大的特务网，到处出没，残害无辜，有些人往往因为一言半语获罪而横遭虐杀。《西游记》中祭赛国之锦衣卫，车迟国之“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的情景，正是对明代社会的揭露。监禁、酷刑、苛税几乎威胁社会各阶层人的生存，那冷酷险恶的政治气流，不消说是普通的百姓，就是士林也噤若寒蝉。在这黑暗、沉滞、恐怖的时代，吴承恩亲眼看到整个社会：
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竞。（《赠卫侯章君履任序》）
并尖锐地指出这是“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二郎搜山图歌》）的社会，这恶浊的现实“匪独天数也，人亦与有责焉”（《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宪副序》）。
吴承恩生活的年代，也是明朝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年代。封建统治者的暴虐，土地的兼并，赋税的加重，以及无休止的巧取豪夺，使经济破坏，天灾人祸到处出现。吴承恩生活在动荡的年代，又一直处于社会中、下层，很可能结识过一些江湖豪客，耳闻目睹过一些民众奋起反抗政府的动人事迹，尽管他受封建正统思想束缚，没有公开表示过对这些“草莽英雄”的同情，如李卓吾称赞林道乾（见《焚书》卷四《因记往事》），但在严肃的现实面前，有正义感的作家吴承恩不能不激起某种同情，甚至共鸣，这在塑造《西游记》孙悟空的形象中留下他感情的痕迹。
在社会衰败、动乱的景象中，又连年遭到外族入侵和倭寇掠抢，战火不息，民生涂炭。当时，北方有达延汗之孙俺达汗的战争威胁，东南沿海有倭寇骚扰。明朝中期蒙古瓦刺部衰落，鞑靼部兴起，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其孙俺达汗史称“小王子”，势力更强，屡次率兵侵入内地。因为明朝边将把“诸边军粮百万，强半贿嵩”（《明史·丁汝夔传》），以致军士饥疲，边防大坏，在世宗一朝内竟出现鞑靼兵三逼京师的严重情况。在东南沿海，倭寇自十四世纪就开始侵掠，因明成祖永乐年间，辽东望海涡战役中，倭寇被明总兵刘江率领的军队一举全歼（详见严以简《殊域周咨录·日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倭寇不敢大规模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