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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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没有嫡子，而恭妃王氏所生长子朱常洛又一直受冷遇。万历皇帝一直拖延着，迟迟不册立太子，他还表示要把三个儿子同日封王，以示自己同等视之。由于大臣们的一再催促，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十月，神宗才正式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则被封为福王。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发生了梃击案，梃击的目标直指太子。
明朝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日，有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棍(即木梃)，不由分说地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击伤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被打中的人的呼喝声、号救声，连成一片。多亏内官(宫中小臣)朝本用反应比较快，眼疾手快地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这时的东宫警备不严，内廷的太监们往往托病离去，侍卫人员也只有几个，所以就发生了张差梃击事件，也就是“梃击之案”。
张差被捆缚到东华门守卫处，收禁起来。次日，皇太子据实报给神宗，神宗命法司(掌司法刑狱的官衙门)提审问罪。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按律当场审讯。可是，张差没说上几句话，就开始颠三倒四，像一个疯子。御史再三诱供，可张差总是胡言乱语，什么吃斋，什么讨封，问答了数小时，也没有将实情供出，惹得审判官不耐烦，只好退堂，把他交给了刑部定论。交到刑部后，由郎中胡士相等人重新提审，结果也是同前审一样，毫无结果。刑部主事王之认为其中必有隐情，说张差肯定不疯不狂，而是有心计有胆量。最后张差扛不住了，供认自己是红封教的成员。在当时，秘密结社盛行。红封教是北京附近地区白莲教的一支，马三道、李守才为教主，都住在蓟州地方的井儿峪。张差招供说自己是受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刘成的指使而打入慈庆宫的，事成之后，他们答应给张差30亩地。参与此事的还有张差的姐夫孔道。消息传开后，朝野内外开始议论纷纷，都怀疑郑贵妃想要谋杀太子，以便扶立福王。
事情发生后，太子和郑贵妃先后赶来见明神宗。太子常洛气愤地说：“张差做的事，一定有人主使!”郑贵妃光着脚走来，对天发誓，然后撒起泼来，嘴里唠叨着说：“奴家若做此事，全家甘受千刀万剐!”神宗看到双方如此对立，拍案而起，指着贵妃说：“群情激怒，朕也不便解脱，你自去求太子吧!”朱常洛看到父亲生气，又听出话中有音，只得将态度缓和，并说：“这件事只要张差一人承担便可结案，请速令法律部门办理，不能再株连其他人。”神宗听后，顿时眉开眼笑，频频点头，说道：“还是太子说的对”。于是，一场家务案，就这样在明神宗的导演下降下了帷幕。
后人重新研究此案时，都认为是郑贵妃主使了此事。近来却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在郑贵妃与太子双方已经明确对立的情况下，郑贵妃不可能鲁莽地做出这种事来。这样会让大家明显地把矛头指向自己，而如果郑贵妃真想谋害太子的话，不会仅仅派一人持棍去闯防备森严的太子宫殿，因而得出的结论是：太子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自编自演了一出“苦肉计”，以便让人们将怀疑的视线投向郑贵妃，以便彻底将其铲除。只是因为皇帝的干预，太子才没有得逞。当然，这种说法也只是一家之言，因为也无确凿的证据。
第二部分：后宫孝庄太后为何下嫁夫弟多尔衮
1644年，皇太极驾崩。一场激烈的皇位之争展开了。有实力的竞争者有三个人：长子肃亲王豪格、皇太极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和第九子福临。其中豪格和多尔衮都是拥有实力的亲王，得到八旗部队中半数的支持。这时福临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看中了两红旗旗主礼亲王代善的辈份和威望具有能够左右大局的力量，便紧紧拉住代善，使两红旗长支持福临。然后又将镶蓝旗拉至麾下。最后，使多尔衮改变初衷，拥戴福临。幼主福临即位后，多尔衮把持国柄，成为摄政王。
《清朝野史大观》这样记载：多尔衮还以顺治的名义向天下颁布诏书：皇叔摄政王现在是单身，他的身份、地位和相貌，皆为国中第一人，太后非常愿意放弃自己的地位嫁给他。因此“太后下嫁”之说自明末清初即已流传，清末排满时重又复炽。
至于太后下嫁皇叔多尔衮，一直以来，史学界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根本就不承认此事；有的说这件事是千真万确，也是符合满族传统的。满族入关前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过渡，但还保留着兄死则妻其嫂等遗俗，而且博尔济吉特氏既然要为自己的亲生儿子谋皇位，扩大政治势力是其必由之路，因此用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还是符合情理的。至于下嫁时的规模怎么样，有没有向天下颁发诏书，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一些颇具历史价值的史书确切地记载了这件事。清蒋良骐在《东华录》中记载说，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又来到皇宫内院”。假如太后没有嫁给他，假如他没有以皇父的身份对待顺治帝，那么，他经常出入内院，恐怕是皇室宗亲所不能答应的。而且，多尔衮死后，朝廷破格追封他为诚敬义皇帝。
朝鲜《李朝实录》对此事也有记载。书中说，顺治六年二月，清廷曾派使臣到朝鲜递交国书。朝鲜国王李从见国书中将多尔衮称为皇父摄政王，便问道：“贵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的称法，这是什么意思?”使臣回答：“去掉‘叔’字，是朝中可喜可贺的事啊。他和皇帝就成了一家人。”
《清圣祖实录》记载说，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孝庄文皇后得了重病，即将死去时，孝庄文皇后对康熙说：“太宗文皇帝梓宫，安放在那里已很长时间了，不可因为我而去打扰太宗皇帝的安息。我迷恋你父皇、皇父及你，不忍远去，所以在附近选一块地安葬了就行了。这样，我也没什么可以遗憾的了。”满清讲究帝后合葬，显然，孝庄文皇后是觉得下嫁皇叔多尔衮，愧对太宗，于是就借口说不愿葬得太远，单独就近安葬。孝庄文皇后的要求不合情理，但作为孙子的康熙是亲耳听到孝庄文皇后的遗言的，当然得遵守，于是他把孝庄的灵柩停放在东陵。到了雍正继承皇位时，才将灵柩葬入东陵地宫。
南明弘光政权的兵部尚书张煌言在《建州宫词》中也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实：“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这事在当时很可能是尽人皆知的，否则，张煌言也不会这样撰写。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收藏着一部《皇父摄政起居注》，注后有刘文兴写的跋。跋称：清宣统初年，内阁库坦妃，家君刘启瑞当时是阁读，奉命检阅库藏，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于是，这件事便在整个朝野传开了。
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明清史大师孟森著《太后下嫁考实》，力辩此事全无。也有学者认为张煌言诗，不能作为太后下嫁确证。其诗系远道之传闻，故国之口语，诗非信史，不足为凭。而蒋氏《东华录》所记“皇父”，是清君主对某个臣下的尊称，或是清世祖封多尔衮为“皇叔父”后以其定鼎功勋显著，无可进爵，乃以“皇父”为封。“皇父”之于皇帝仍为臣下。而满族旧俗有直呼尊者为父之例，多尔衮前封“皇叔父摄政王”，满文直译为“汗(君)的叔父父王”，因此这并不表明多尔衮为福临的皇父。
综上所述，“下嫁”是否确有其事，目前难以作出定论，只待新的材料发现和新的研究工作展开，才能解开个中之谜。
第二部分：后宫董鄂妃身世之谜
清初皇帝顺治是历史上有名的多情种子，他爱美人不爱江山，在自己钟爱的妃子去世后，开始万念俱灰。据民间传说，顺治因董鄂妃去世心灰意冷，遁入空门。而董鄂妃究竟是何人呢?是顺治以一般途径纳入宫中的妃子，还是另有来历?
据汤若望回忆录记载，顺治皇帝狂热地爱上了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并在这位军人斥责他夫人时，打了此军人一个耳光，于是这位军人因愤致死，或自杀而死。皇帝于是把这位军人的夫人收入宫中，并封为贵妃，这位贵妃于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产下一子，皇帝本预备立他为将来的皇太子。但是这位皇子竟于数星期之后死去，其母不久亦去逝。这与《御制董妃行状》中说董妃“后于酉冬生荣亲王，未几王薨”的记载相合。于是有人推测董鄂妃实为这位军人之妻。
不过，谁是那个军人，为什么他的夫人在宫禁中竟能自由出入，实是耐人寻味。从其夫人与皇帝的亲近情形看，必为近臣。有人于是开始猜测上述军人即是顺治之弟太宗第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即襄亲王。此人卒于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七月初三日，终年16岁。董鄂妃于同年八月间在其18岁时即被册封为贤妃，从时间上推测，正好27天的服制刚满。
对董鄂妃进宫时情形，当时诸种史书均没有作过详细的记载，仅仅有顺治在挽词中说她在18岁时，以其德优而被选入宫中。可是选秀制度规定，超过17岁的女子就没有权利参加选秀了。董鄂氏若18岁时才去应选，别说“以德选入掖庭”，就是和众“合例女子”竞争而进宫做侍女的可能性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