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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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毒死一说”还是“自杀”或“错药致死”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慈禧害死了慈安。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慈安为“自然死亡”，徐彻的《慈禧大传》则倾向于“病死”说。首先，作者认为慈安不善理政，例如召见臣子时说的话分量不足，只会询问其身体状况、行程远近等等，所以她根本不会妨碍慈禧在政治上的权力，慈禧也没必要害死她。
徐彻提出了《翁同日记》中的关于慈安发病的两则记载作为证据。一则是慈安太后26岁时曾经患了“有类肝厥”疾病长达24天，甚至达到“不能言语”之程度。另一则是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十二月初四日，慈安太后“旧疾发作，厥逆半时许”。“厥症”主要表现为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四肢厥冷，轻者昏厥时间较短，重者则会一厥不醒甚至死亡。
但这也只是徐彻的一家之言，至于慈安太后暴卒的真正原因，只能是作为清宫的疑案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第二部分：后宫珍妃坠井之谜
珍妃，姓他拉氏，满州镶红旗人，才色并茂，颇通文史，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进宫，后晋封为珍妃。光绪帝与珍妃感情甚好，但慈禧与珍妃一直有嫌隙，后因珍妃支持光绪戊戌变法，因此受到慈禧太后怨恨，最后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前夕，将珍妃溺死于宁寿宫外的玻璃井中，但珍妃是否坠井而死，一直众说纷纭。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等人收拾行装准备逃出紫禁城，珍妃进言说皇上是一国之君，应该留京，太后一怒之下命李莲英将其推入宁寿宫外大井中。
这种说法认为珍妃的死是由于她干预朝政，支持变法，惹怒了慈禧，才使慈禧在八国联军进京前西逃西安时，将其除掉。
但是也有人说珍妃并未讲过“皇上留京”一语，珍妃坠井是西太后用封建的贞节观诱逼所致。
太监小德张过继孙张仲忱在《我的祖父小德张》一文中记述了珍妃死时的情景，说珍妃当时患重病，请求回娘家避难，慈禧不准，让崔玉贵把珍妃投入井中。
种种说法各持一端，至今也是个谜。但珍妃死后，引起了人们对她的无限同情，一批正直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纷纷托词为悼。
第三部分：政界周公为什么没有取周成王而代之
西周时期，周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纪尚小，关于周公作为叔父如何处理当时朝中政治局面的这一问题，从春秋时期到现在，一直是众说纷纭。《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传”；《左传·定公四年》又记，成王在武王之后继位时，“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载，由于天下刚刚稳定，成王还在少年时期，“周公……乃摄行政，当国”。从这些可了解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摄(代为)行政”，并没有篡夺王位的意思。《孟子·万章》说得更为详细，“周公尔有天下”。
然而有些史料中记载，周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这样的。
《荀子·儒效》和《淮南子·记论训》都说，周公想要夺取天下。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周公想要得到天子的皇位。《礼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又称：周公想要坐上天子的位置。《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要位，管理着天下的国事。据今所考，《尚书·大诰》中的“王”把文王称为“宁王”，也称作“宁考”。“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文王的儿子是周公，文王的孙子是成王，所以只有周公才能称文王为“考。”《尚书·唐诰》又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的同母弟是康叔，“封”即为康叔之名。《康诰》中的王对康叔称“弟”，显然这个“王”又是周公。据上述条件可知，身居王位的周公的确自称为王。
为什么周公会僭位称自己为王呢?根据《尚书·金》的记载，周公曾对太公、召公说：“我不管理国家，我没有办法告慰我的先王。”众所周知，武王死后，国家还未统一东方，这就有待于让自己的子嗣完成统一大业。由于成王尚年少，不能担负起这个重任。周公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如果自己不称王，则各诸侯就会造反，先王的统一大业将毁于一旦，自己死后无法向先王交待。《荀子·儒效》也说，周公“履天子之籍”的原因是“恶天下之倍(背叛)周”。的确，由于刚创下基业，政局不稳定，成王年幼无知，还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如果想巩固新生政权，就需要经验丰富的君主。其实，武王在临死前也想把王位传给周公。《逸周书·度邑解》记武王曾称赞周公为“大省知”，认为只有周公“可瘳于兹”，能稳定周初的政局，因而主张“乃今我兄弟相为后”，应该由弟来继承王位。当武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公时，周公“泣涕共手”，即感激又害怕，并说自己不能这么做。这足以证明，周公并不是想篡权夺位。故《韩非子·难二》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他也只是代替成王打理国事，等成王长大再主动交出权位。《汉书·王莽传》载，群臣上奏说：“周公掌握大权，那么周朝就有道，且王室安稳，如若不然，周朝就有灭国的危险。”正因如此，周公才以天子的身份，对众多的大臣发号施令，常常称为天命。很明显，周公是为整个江山社稷作打算，才会“假为天子”。
但是，有些史料对此还有另一种说法，《荀子·儒效》记载说，周公屏除成王而继接武王来治理天下，有人说“偃然固有之”，这怎么不是想篡位呢?《史记·燕召公世家》又记当时“召公疑之”，《鲁周公世家》也记载周公对太公、召公解释过这个问题。召公、太公都是贤明之人，如果当时周公安分守己，怎么都怀疑他呢?特别是管叔、蔡叔他们都害怕周公的所作所为对于成王会有很大的威胁，所以才会发生暴乱。看着管、蔡的表现，足以证明他们对周王朝的忠心。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之事，在《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中都有记载。所以顾颉刚曾说：“他们二人确实是武王的好助手。”周公运用计谋让他的哥哥按照“兄弟相为后”应该继位的管叔到京城以外的地方做官，又在管、蔡发动暴乱起兵东征杀死了他。
关于周公究竟是为了周王朝的江山社稷而正大光明的代为执政，还是因为耍尽手段要篡权夺位而没有得逞的问题，要想在现今大量纷繁复杂的历史古籍中找出答案，还存在困难。
第三部分：政界管仲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私妓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又说：“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另外《诗经·周南·汉广》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上面资料表明，这些赵女郑姬精于打扮，善于歌舞，兼善媚术，色艺俱佳。为了金钱她们不惜出卖肉体和色相，有时甚至长途跋涉。她们的经营方式主要是上门服务。《诗经》中用“游女”一词，将当时私妓的经营特点非常贴切地说明了。
营妓(也称“军妓”)的最初形式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据《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记载，公元前470年前后，“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王勾践为了解决士气低落的问题，让“有过寡妇”为军中“忧思者”提供性服务，这就是典型的“营妓”。尽管当时越王勾践让“有过寡妇”为军士提供性服务，可能是一种应急措施，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但它一直被看作是中国营妓制度的雏形。
但是，真正的国家经营娼妓业，却是由管仲开创的。
管仲，名夷吾，初与友人鲍叔牙经商为生。后来“鲍叔牙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被囚，鲍叔牙“遂进管仲”，“力陈管仲之贤，桓公于是任管仲为相”。(《史记·管晏世家》)管仲在任期间，竭力协助齐桓公治理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整顿吏治，严肃军队纪律，利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促进生产，统一管理货币，调整物价，通过“尊王攘夷”，控制各诸侯国内政，抵御周边少数民族进军中原。通过这些改革方案，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管仲在位时不但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还设置“女闾”。所谓“女闾”，就是妓院。也就是说，管仲是是第一个设置官方妓院的人。管仲于公元前685年被封为“卿”，死于公元前645年，因此设“女闾”制应该是在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之间。这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公元前594年)至少还要早50年以上。因此有人说管仲是“世界官妓之父”。
当时妓女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如管仲设女闾300，据《周礼》中说“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一闾是25家，总数当为7500家，若设700，就有1.75万家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