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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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政界“金匮之盟”之谜
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后，皇位由其弟赵光义继承，正史认为光义乃合法继位，是奉太后“金匮遗诏”之命行事。但后来有人对“金匮之盟”一事提出质疑，使得这一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宋史》有好几处提到“金匮之盟”事，《杜太后传》里面记叙：“建隆三年(公元961年)，太后病，太祖始终在旁服侍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命已不长，召宰相赵普入宫。太后问太祖：‘你知道怎样得天下的吗?’太祖曰：‘我所以得天下者，皆祖先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统治天下耳。假如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所拥有乎?汝死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国家之福也。’太祖顿首泣道：‘敢不如教诲!’太后转过身对赵普说：‘尔同记吾言，不可违背也。’赵普于床前写成誓书，普于纸尾写‘臣普书’。藏在金匮（同柜），命谨慎小心的宫人掌之。”
在司马光《涑水纪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著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历史上人们虽然相信有所谓的“金匮之盟”，但却找不到盟约的原文。一千多年来，没有人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这一盟约就成了宋太祖坦荡无私的例证。直到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盟约内容提出疑问。
21世纪40年代初张荫麟曾作《宋太宗继统考实》，后收入《张荫麟先生文集》，认为“金匮之盟”是赵普伪造的，全盘否定此事。除此之外，邓广铭、吴天墀、李裕民、顾吉辰、王瑞来等学者也持同种观点，怀疑它的真实性或断定“金匮之盟”的伪造性。其理由大致如张荫麟所言，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杜太后病重时，宋太祖只有34岁，正值年轻力壮之时，赵光义才23岁，而太祖长子德昭也已经14岁。当时太祖身体健康，没有短寿夭折之象，即使太祖只能再活20年，那时，长子德昭已30多岁，怎么会有幼主之说?杜太后凭什么猜测太祖早死、幼子继位，而宋朝重蹈五代的覆辙呢?实在没有道理!如果确如太后所预料宋太祖中年夭折，人们还可以推测，也许杜太后凭经验或灵感有超前的洞察力，尚可勉强解释。但是，太祖活了50来岁，并没有早逝而面临幼子主政。如果真有遗诏，太祖临终前应该命人打开金匮，就算是突然死亡，皇后也应该知道此事，掌管金匮的宫人同样也知道此事，为什么要等到太祖死后六年才由赵普揭露出来呢?即使公布遗诏，赵光义应该把全文都公布出来，因为这是他继位合法有力证据，而留下来的却仅是一个大概的内容，而且内容还不完全一致。更何况，太祖并未遵守遗诏办事，传位给他的弟弟，而是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
但对“金匮之盟”持肯定观点的学者们提出了相反的证据。关于立此盟约的条件，持肯定论者认为它符合常理。杜太后亲身经历过五代，这是一个王朝更替频繁的特殊时期，五代君主十三人，在位超过十年绝无仅有，有七人死于非命，杜太后凭什么否认宋太祖可以摆脱“宿命”，而不像周世宗英年早逝、最终幼主执政失国而终呢?杜太后在赵匡胤刚当上皇帝说出了“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这一段话。杜太后认为刚刚建国，根基未稳，随时有可能成为短命的“第六代”。尽管当时太祖正值壮年，但政治变化无常，哪里知道宋太祖不会暴死?哪里知道宋太祖不会被人杀掉?假如真的发生了，十多岁的德昭显然是不足以应付。而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赵光义，应是理想的继承人。
“金匮之盟”疑案属于皇家禁宫疑案，否定也好，肯定也好，都是根据当时历史事实、政治背景所作出的判断。比较双方的观点，其资料和解释、推断均偏向于对己方所持观点有利的一边，因此越争论疑点越多。
第三部分：政界秦桧私通金国之谜
秦桧(公元1090～1155年)，字会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代汉奸。南宋时期，他把持朝政，通敌叛国，残害忠良。尤其可鄙的是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抗金名将岳飞，留下了千古骂名。他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秦桧是何时沦为金国的奸细的?据推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他为金人掳获后，由囚徒沦为了内奸。秦桧在金的所作所为，今已无处可查。但是关于秦桧的南归，颇能说明问题。他自己说是“杀监己者奔舟而归”，对此当时人就很怀疑，但因有宰相范宗尹、知枢密院事李回的极力保荐，所以才被高宗接纳，最终令高宗对他深信不疑，并委以重任。绍兴初做过宰相的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说：“秦桧随敌北去，为大帅达赉(又名达懒、达兰，即完颜昌)任用，至是与其家得归。桧，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缗其行，然全家来归，婢仆亦无损，人知其非逃归也。”另外有记载说，秦桧在金朝献和议书，当时金统治者赐他钱万贯、绢万匹。建炎四年，金朝攻楚州，秦桧竟然被允许用船将全家带回，不是奸细，能得金人如此恩宠?实情是，建炎三年，金兵南侵时，秦桧作为金太宗之弟挞懒的随军转运使同行。临行前，秦桧欲携其妻王氏南下，又恐挞懒不允，于是假装争吵，并故意让挞懒知晓，终于获准。而秦桧此番南下的重要任务就是诱使宋朝与金达成和议。
从金人那里也能找到秦桧投降金人的确凿证据。宋嘉定七年(金贞二年)，金宣宗为避蒙古的兵锋，迂都于南京(汴京)，著作郎张师颜在《南迁录》中记载过此事，其中两处提及秦桧。一次是讨论是否迁都，直学士院孙大鼎在讲到迁都的必要性时说：“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冬，诸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御?)林，陈王悟室忧宋氏之再兴，其臣如张浚、赵鼎则志在复仇；韩世忠、吴则习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复构怨之已深，势难先屈，欲诱以从，则阴纵秦桧以归。一如忠献之所料，及诛废其喜事贪功之将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区划，然后方成和议，确定誓书，凡山东、淮北之民多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张忠彦之家属悉令发还，盖惧在南或思归南，鼓煽摇惑，易以生隙，务令断绝，始无后患。”
还有一次在蒙古军攻陷复州、顺州时，被俘的金同知县赵子寅、督运天使张元应二人得以逃脱，他们回来后建议遣使向蒙古乞和，金宣宗下旨封赵子寅为直昭文馆，张元应为总天马飞龙十七监。权给事中兼知制诰孙大鼎封还录黄，奏曰：“多事之世，士无常守，外顺内逆，惟利所在。子寅、元应之归，朝廷以其言遣使，遂以为诚，臣深疑之。自天统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执官吏不知其几多，不知其存亡，传闻戮辱囚苦，皆是求死。独此二人忽然逃归，情态张皇，气貌不改，恐未必非敌之间。古事臣不必言，谨按国史，天会八年冬，诸大臣虑南宋君臣之刻苦于复仇，思有以止之，而势难于自屈。鲁王曰：‘惟遣彼臣先归，因示空(恐)胁而使其臣顺。遵之，我佯不从，而勉强以听，感可以定。’忠献曰：‘我军初到太原，孝纯见霍安国之使，使来迎降。即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阳。围大梁，皆由先取河东，彼此谁不怒之，仇之，如何得位得志?此事在我心中三年矣，只有一秦桧可用。桧初来说赵臣得人心，必将有所推立；不及半年，其言皆验。我喜其人，置之军中，试之以事，外拒而中委曲顺从。间语以利害，而桧始言南自南，北自北。’”
上奏中的“只有一秦桧可用”、“而桧始言南自南，北自北”表明秦桧已死心塌地投降金朝了。
秦桧回到宋朝之后，由于得到高宗的宠信而官运亨通，直至占据宰相的高位。自此，秦桧独揽朝中大权，积极从事投降叛国活动。绍兴八年，他代表高宗拜受金朝诏书，接受“和议”，而后为了讨好金人，又以“谋反”之罪杀害了力主抗金的爱国将领岳飞。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十月，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汉奸秦桧病死临安，谥号“缪丑”。他的卖国行径使他成为千古罪人，为后人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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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政界民族英雄岳飞死因探秘
岳飞(公元1103～1142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人，出身贫苦农民之家。联金灭辽时应募从军，曾在张所部任统制，并与王彦一起抗金。后随宗泽守东京，任都统。宗泽死后，他投身张浚部，并逐渐成为南宋重要的抗金将领，立下赫赫战功。建炎四年，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绍兴四年，大败刘豫齐军，收复襄阳等六郡，封清远军节度使，后封为武昌开国侯，联络两河义军，部署北伐。绍兴八年底，他反对高宗与秦桧的议和，并上表提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绍兴十年，郾城一战，大败兀术统率的金兵主力，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重镇。在抗击金兵的战斗中，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常常以一当十，勇往直前，声威大震，甚至金军中都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悲叹。可是，就在收复中原即将实现的大好形势下，宋高宗赵构却连发十二道金牌，下令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