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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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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书籍名:《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作者:李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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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当天中午吃饭时,他亲眼看到王安石将一盘子鹿肉丝吃得干干净净。王夫人问道:“那盘鹿肉丝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朋友回答说:“在王安石眼前。”王夫人说:“那么你们明天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试试。”第二天吃饭时,大家将鹿肉丝放得远了一点,将另外一盘菜摆在王安石眼前。结果,王安石将眼前的菜,吃得干干净净。饭后问起来,他根本不知道刚才的桌子上还有一盘鹿肉丝(9)。

            在衣着上也大致如此。一次洗澡时,王安石的一个朋友用一件干净的衣袍,换走了王安石的脏衣服。想看看他如何反应。谁知,王安石根本不反应,穿上就是。人家问他穿的谁的衣服,他茫然不知衣服已经换过了(10)。

            从这些事例判断,将此人的此类举止作为心理分析的对象,感觉上好像比作为道德批判或者价值批判的对象,来得更合适一些似的。

            有些事情,颇能表现王安石的为人与私德:王安石的吴氏夫人是位胖太太,大约也不算美貌。有一次,她自说自话为丈夫置了一个小妾。可能是想给丈夫一个惊喜的意思,白天她对此事只字未提,晚上临睡时,才让这女子梳妆好了前来侍候。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来者所欲何为?就是说,他不知道一个美貌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半夜到他的房子里来是想干什么。女子将夫人的意思讲给安石听,安石相当严肃地仔细盘问起来。这女子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将一船官麦沉船失却,倾家荡产后仍然不足以偿还官债,所以自己被丈夫卖掉好还债。安石问:“共卖得多少钱?”女子回答:“九百缗。”就是九百贯钱的意思。按照购买力折算,大约是今天不到二十万元人民币的样子。安石听后,命该女子回她自己房间安歇。第二天一早,立命将该女子丈夫找到,让他把自己的妻子领回去。并且不必退钱(11)。

            王安石少好读书,而且“一过目终身不忘”。写文章时下笔如飞,初看似不经意,完成后,读者无不叹服其精妙。更兼此人口才了得,史书记载说: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据说,他经常能够在众多反对者面前,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自圆其说而令人哑口无言。最后,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就是说,这是一个慷慨果敢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对自己非常自信,立志要改造这个世俗的世界。这种志向,可能是形成于他的青少年时期。有资料显示,安石虽然少有才名,但由于父亲一生只是一个中下级官吏,需要供养全家十口人,因此,家庭状况相当困窘。甚至在安石已经成年之后,大约十八、九岁时,还时常需要到山上采集野菜为食(12)。这种青春成长期反差较大的情形,可能对于我们了解此人特立独行的性情,会有所帮助。

            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安石二十二岁。是年,他一举中进士高第,为第四名。此后一生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八年,其间一度权势熏天,几乎可以主宰百官的荣辱予夺。但是,此人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他对金钱也从不计较,据说,其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费,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该人一生少见私敌,所结怨者,大多是为了变法的缘故。因此,就连后世相当厌恶他的批评者,都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诚、虔敬的洁身自好之士(13)。

            用现代的眼光判断,这种带有强烈指向性的素质、能力和品格特征,特别适合成为某种艺术流派、社会运动特别是政治运动的领袖。

            使安石享有极高声望与巨大知名度的,除了上述原因外,他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所形成的极佳官声,也是一个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大约莫过于他多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肥美官职。

            按照帝国的规定,凡是进士高第者,为官一任即三年后,即可以担任清要之馆职,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来到皇帝身边,成为为皇帝撰写诏令的翰林、知制诰等。很多宋代的高官都是由此通道快速升迁,甚至成为执政、宰相的。因此,被认为是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一般非进士高第者,则可望而不可及。王安石二十五岁即具备了入馆的资格,相当罕见,为人们所艳羡。安石却上书辞谢。他宁愿到一个边远小县去做一个县令。于是,从二十二岁中第开始,直到四十六岁位居显宦开始推行变法为止,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对入朝为官并快速升迁的诱惑毫无所动,熟视无睹,基本上都是留在做具体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其间,在每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员。而且,在此期间,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结果全部大获成功,使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具有崇高官声与民望的地方官。

            这二十多年时间,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时间。他谢绝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导致他的声望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谢绝,最后就使得甚至从皇帝开始,到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遂成为此人一生最大的谜团。

            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如果说是韬光养晦,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真正罕见。

            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朝堂上群星荟萃,德高望重者济济一堂,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曾公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等一大批人,会使王安石黯然失色,因此,他索性躲到地方坐以待时。此种看法,显然低估了王安石耀眼的才华与独特坚定的性格。以一介地方官吏,他尚且能够使自己的灿烂文名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学子仰慕,哪里会害怕到京城一展身手?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当代学者认为,王安石属于那种只能当一把手的人。他宁为鸡头,不做豹尾,因此,遇事极难与人合作。从历史记载上看,他的同僚、属下和上级对此均颇有烦言。于是,他不愿过早地与那些树大根深的朝中大佬过招。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这种判断,或许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

            但不管怎么说,此人相当自信,自信一旦时机来临,自己必可成就一番大事业。而且,事实上,他也在这二十年间,为自己今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一个极为坚固的基础。这则是不需要怀疑的。

            公元1060年,即宋仁宗嘉佑五年,王安石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中,接受了朝廷任命的一个官职:出任三司度支判官。这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官职,但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因为这个职位的职责所在,是整个帝国的财政收支与漕运。我们已经知道,三司是帝国中央主管全国财政大权的最高机关,其最高首长三司使的地位仅稍稍低于宰相与枢密使,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朝廷重臣。三司下面有三个部:盐铁、户部、度支。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度支则掌管财政收支和漕运等。三司使地位崇高,有“计相”之称;下设三个副使分管三部,而判官的责权,则大体相当于主持该部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地位略低于副使。

            此时,安石名满天下,被视为奇才。人们普遍认为,此公不同凡俗的特立独行之中,蕴藏了深不可测的才干与品行。用司马光的话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一人享有天下大名三十多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介甫不当大任则罢,但凡身肩大任,则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苍生都会承受他的恩泽。”(14)

            此时,范仲淹已经去世,老一代名公巨卿举凡在世者,如文彦博、富弼、欧阳修、曾公亮等,对王安石均好评如潮。另一位元老重臣、一度为相的韩琦,此时大约正在为当年曾经错怪了这位少年才俊而懊悔与内疚。

            此事发生在至少十五年前。当时,韩琦官居扬州太守,王安石刚刚高中进士后,被授予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一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扬州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科员之类。那时,王安石常常秉烛夜读,通宵达旦是为常事。每逢这时,他便在破晓时分,靠在椅子上稍息片刻,有时打个盹醒来,已然晚了。于是来不及洗漱,便匆匆赶去办公。韩琦一见之下,以为年轻人少年得意,时常彻夜纵情声色。于是,便谆谆劝导道:“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小伙子,趁着年轻,多读点书吧。不要自暴自弃。”显然这是好意。王安石未加辩解,只是在三年任期满了离职时,告诉自己的朋友说韩琦不赏识自己。后来,王安石的诗文声名鹊起,颇有成为一代文学巨擘的架势了,韩琦这才知道自己看走眼了。于是,愿意把他作为自己的老部下看待、加以提携。谁知,王安石不买账,并不借机拉近关系,始终与韩琦相当疏远。后来,在王安石的日记中,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对自己的这位老上司,评价极低:“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15)。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此人心气之高傲。很难想像这样一个人,会是一个汲汲于沽名钓誉之徒。

            当此时,在各方面能够与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司马光。

            但是,此时,就连司马光对王安石也是十分倾慕。或者毋宁说,二人是相互倾慕。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进士,为进士甲科,当时只有十九岁多一点。